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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的邊緣化與出路(文:盧文端) (09:00)

新選舉制度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在新的政治格局中,香港政治生態有何改變?建制派與泛民(反對派)對峙的二元結構是否消失?在選舉中出局的泛民還有出路嗎?於地區直選全軍盡沒的非建制派如何前行?這些問題,不僅一些非建制派及泛民的朋友與筆者探討,而且亦為中央有關方面所關心。筆者的基本看法有4點:其一,今次立法會選舉既是泛民全面走向邊緣化的標誌,也是愛國愛港選民開始主導地區直選的標誌,這是兩個有共生關係的重要轉折,所謂選票分佈的「六四定律」從此退出歷史舞台;其二,泛民邊緣化的實質是激進對抗憲制、對抗中央及特區政府思潮和組織的邊緣化,也是崇拜西方民主思想的邊緣化;其三,泛民邊緣化是新選舉制度、泛民自我邊緣化和選民離棄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民主黨會否解散值得關注;其四,以新思維主席狄志遠為代表的非建制派,為泛民尋找出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選票分佈「六四定律」不再

立法會是各政團從政的主要平台,其議席分佈更是顯示各方政治勢力的重要標誌。這次立選結果,用狄志遠的話說是「1:89」,非建制派只有狄志遠一人,有些泛民人士甚至認為狄志遠也非泛民同類。從立法會議席分佈看,泛民在香港政治舞台已邊緣化,其政治上的影響力和傳媒曝光率亦因而處於邊緣化狀態。作為泛民主要代表的民主黨已是苟延殘喘,發布一些不可能有影響力的回應或聲明,沒什麼人理會;靠搞點民調爭取媒體報道,也不過是轉瞬即逝。

過去地區直選有所謂「六四定律」,即泛民與建制派得票大體為六四之比。這次立選,建制派所得選票佔壓倒性的絕大多數。筆者想強調的是,這絕不止是今次立選的獨有現象,而是標誌一個新選舉生態或政治生態的出現:以後地區直選將由愛國愛港的建制派選民主導,不會再有什麼「六四定律」。泛民邊緣化與建制派選民主導地區直選,或者說「六四定律」消失,是相互關聯的「孿生」現象。本文後面將會分析的泛民邊緣化原因,也可說是「六四定律」消失的原因。

民主黨會否解散 值得關注

立選結束後第四天,中聯辦公開舉辦「香港的民主道路」座談會,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在主旨發言中發出了有關泛民的質問:「更奇怪的是,反對政府、對抗國家、攻擊中央倒成了『民主派』,這是細節中的魔鬼、話語裏的騙術、處心積慮的謊言,是對民主的歪曲和褻瀆。」這一質問擲地有聲、擊中要害,不僅尖銳揭露了一些泛民中人長期「反對政府、對抗國家、攻擊中央」的事實,而且提示我們,泛民的邊緣化本質上是對抗憲制、對抗中央及特區政府思潮和組織的邊緣化。

香港過去的選制滲透了港英設置的西方民主模式和理念,泛民所推崇的民主就是西式民主。然而回歸後的實踐表明,西式民主對港不僅無益反而有害。正如陳冬所說,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民主發展上橫加干預,目的是用民主幌子搞亂香港,使香港成為對中國內地滲透破壞的橋頭堡。隨着泛民邊緣化,其所代表的西方民主思潮也隨之在香港邊緣化,西方的干預在港也因此失去了過去那樣的社會基礎。

泛民為什麼會邊緣化,原因有三:第一,新選制使然。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強調,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區管治架構,這是新選制必須守住的一條鐵的底線。泛民中確實有相當數量的人堅持「反對政府、對抗國家、攻擊中央」,他們必然被排斥在新選制之外,以致引發泛民邊緣化的結果。

第二,泛民自我邊緣化,民主黨就是代表。本來民主黨中有些人可通過調整立場,回到愛國者的最低標準,參與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然而民主黨卻策動「杯葛」選舉行動。中央已認定,今次立選投票率偏低的主因是外部勢力干擾破壞。從中央角度看,「杯葛」行動實際上是配合外部勢力破壞立法會選舉,挑戰一國兩制,性質嚴重。有人已提出強烈質疑:民主黨多年收取「國安要犯」黎智英的金錢資助,民主黨要員也是黎智英的座上賓,與黎關係密切、一直主導民主黨「杯葛」選舉行動的副主席李永達又出逃英國,民主黨的「杯葛」行動是否存在與外部勢力勾結的問題?又會否引發民主黨解散?這些問題值得關注。令人費解的是,民主黨的主事者至今仍不知身處極端困境甚至險境,還是自我感覺良好,自以為是地繼續上演追殺、懲罰為非建制派人士助選成員的鬧劇,簡直不知天高地厚,不可救藥。民主黨這樣做豈止是自我邊緣化,更是在自我毁滅。

第三,選民離棄。傳統泛民的選票形勢已大不如以前了,即使今次出來參加立選,所得選票也不會很多。最新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佐證這一點,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立法會換屆選舉前的民調顯示,若按政黨排名,最高是有6.9%受訪者支持的民建聯,其次是5.4%支持的「其他泛民主派及本土派」,3.1%受訪者則支持「其他建制派」,之後為獲2.8%支持的民主黨。

非建制派為泛民出路作有益探索

有人問,邊緣化的泛民還有否出路?筆者的回答是,非建制派的參選及當選議員後的所為,為泛民的出路作出了有益探索:一方面,非建制派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對待新選制,參與選舉,得到新選制接納,也積累了新選制下參選與參政的經驗;另一方面,在守住一國兩制底線的前提下,放開手腳參政議政,盡可能表達非建制派潛在支持者的訴求和想法,受到傳媒以至社會重視。狄志遠當選後曝光率較一般議員多得多,這主要不是因為狄志遠個人有什麼特殊魅力,而是他所反映社會群體的看法,帶出了社會的多元化聲音,這是其他議員所不能替代的。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泛民如不能改弦易轍,從非建制派的探索汲取經驗,走入《國安法》和新選制所設的政治軌道,分崩離析恐怕在所難免。

當然,非建制派在地區直選中全面失利、遭遇挫折,也有一個如何前行的問題。事實上,無論是新選制還是現實的政治生態,都有非建制派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在筆者看來,非建制派通過選舉參政,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久久為功;二是要依靠組織力量。面對泛民邊緣化,非建制派人士若能夠在參選的基礎上形成一定的組織網絡,包括吸納離開傳統泛民政黨的人,表達多元化的聲音和訴求,並對建制派議員發揮監察作用,就完全有可能得到非建制派潛在支持者的認同,開拓出自己的政治空間。

作者是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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