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香港新選制落地，立法會選舉有序完成，「愛國者治港」名實相副，香港民主從此有了更為堅實的制度保障和實踐驗證。香港民主，是進步還是倒退？是繼續沿着西方民主路線與國家對抗，還是回到「一國兩制」框架調整重構為中國民主體系的有機環節？這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大事，也是國家民主法治建設的大事。《「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作為香港回歸以來的第二份治港白皮書（第一份為2014年治港白皮書），構成了《中國的民主》這一國家民主白皮書的「附篇」，從民主歷史、邏輯和制度上，權威而系統地詮釋了香港民主應當也必然成為國家民主的有機環節。
新選制在重構香港民主的國家制度基礎及均衡參與秩序方面，深刻而理性地回溯和表達了一國兩制的初衷和本質。新選制牢牢抓住「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牢牢抓住香港「功能代表制」的存在與優勢，牢牢抓住民主制度的責任倫理，建構一種「愛國民主」的理性民主文化和系統性的民主制度。新選制下，「愛國」與「民主」不再簡單對立和撕裂，而是融貫一體。「愛國者治港」是「港人治港」的合法、正當且唯一實現路徑。
「民主回歸」缺愛國基礎 不敵本土論
高度自治就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作為一國兩制主要創立者，鄧小平關於香港高度自治與港人治港的這種特定政治理解和法理表達，是香港民主發展最權威的「立法者原意」，也是解釋和適用《基本法》有關民主條款的權威依據。香港泛民主派的「民主回歸論」缺乏堅實的愛國認同基礎，甚至有意地以「文化中國」、「民主中國」等游離於中國憲法秩序的概念或目標作為泛泛的認同基礎，並將香港回歸後的民主運動和民主鬥爭的目標，設定為一種接近「完全自治」的定位。
由於不能從《中國憲法》所確定「社會主義中國」的具體而實在制度前提中獲得認同感和愛國意識，香港泛民主派就缺乏充分的法理自覺和政治節操，以對抗本土派激進化和外部干預勢力的「顏色革命」操作。正由於泛民主派在「愛國」前提上的模糊性和軟弱性，民主回歸論最終不敵本土自決論；2014年非法佔中後的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實質已落於本土激進派和外部勢力之手。由此，「愛國」與「民主」之規範性對立和衝突更加不可調和。
香港民主運動是以「民主」的西式背景和普遍理由，來對抗「愛國」的正當價值。這一批判及拆解「愛國」前提的民主思潮和運動，有相關的邏輯支撐點和理論資源——
其一，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範式對國家道德合法性與整體主義價值的肆意解構，造成了「最小政府」、「守夜人國家」的審美偏向，對香港泛民主派理解和接受國家前提，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其二，香港泛民主派與外部勢力所共享對「社會主義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正當性之否定，以及有關「一黨專政」的錯誤理解，包括對內地若干歷史事件的片面解讀和接受，造成香港社會一定程度的「恐共」、「仇共」記憶和觀念，妨礙了愛國價值觀在香港軟着陸和入腦入心；
其三，香港本土主義的激進發展及其所謂「公民抗命」、「違法達義」、「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青年造反運動，造成了本港社會守法倫理的動搖和民主暴力化演變，國家形象及國家前提被進一步削弱；
其四，香港長期的「殖民史觀」與1970年代以來的「本土史觀」複雜糅合，共同對抗在殖民史和回歸史過程中艱難存續的「愛國愛港史觀」，加之香港教育體系和文化領導權的殖民遺痕及本土派的知識加持，「愛國」在港缺乏有效的話語空間、影響力和傳播力；
其五，英美在香港回歸後持續干預，特別是美國1992年《香港政策法》制定以來對港作為其「民主全球化」一環的強勢滲透和建構，更加深刻且嚴重阻撓了香港民主與愛國價值觀的良性整合，更加別有用心且高風險地推動香港民主之反國家、反法治邏輯的深化及其運動表達。
上述隔離「愛國」與「民主」的種種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其錯謬與危害，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中有高度凝練和法理清晰的批判性分析。
確保一國兩制基礎上發展民主
新選制則是要重新建立「愛國」與「民主」的有機連接，確保香港民主發展真正錨定在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上。新選制有非常現實的政治反思和深具智慧的制度設計理性——
其一，由中央直接修法確立，體現了中央在香港選舉制度改革上的主導權和負責任的保護人角色；
其二，新選制以2019年修例風波和「黑暴區議會」負面選舉為現實參照進行積極反思，找出香港選舉制度真實而完整的漏洞和風險點，對症下藥；
其三，在制度設計理性上以「愛國者治港」為根本原則，這不是口號，也不是宣傳符號，而是「港人治港」的邊界條件和制度方法論，真正實現「愛國」和「民主」的有機結合；
其四，在具體制度安排上重新組建和賦權選委會，使之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及兼顧國家利益，重構立法會以確保功能代表制的合理成分與政治代表權重，並調整和優化了地區直選的選區劃分及投票方法，避免極端勢力入局；
其五，新設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依法、嚴格而公平地審查所有參選者資格，對香港國安委所確認的不合格名單則排除司法覆核，將「反中亂港勢力出局」落到實處；
其六，新選制鼓勵和支持一切符合「愛國者」底線標準的政治人士參選及公平競爭，追求「五光十色」的包容性賢能政治，最終指向一種忠誠和賢能疊加的港式良政善治。
將選制推向良性運轉境界
新舊選制對比，以及本次立法會選舉的具體驗證，足可證明香港民主是在進步，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循序漸進和調整優化，更是「愛國者治港」生動的選舉政治詮釋和展現。確保了「愛國」前提，所有參選人就不再拘泥、醉心或煎熬於極端立場之爭和外部勢力干預的陰霾下，而是胸襟坦蕩地參與新的民主遊戲，以服務香港和國家的政策能力及賢能程度為主導指標，將香港民主文化和選舉競爭秩序推向真正良性運轉的新境界。「愛國」與「民主」從截然對立到有機結合的觀念變革和制度實現，是新選制的真正魅力所在，其因而成為香港民主回歸一國兩制框架、並以理性團結新面貌再出發的最有力制度保障。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