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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舉催生香港新民主文化(文:歐陽五) (09:00)

歷史進程中的大事件並不總是轟轟烈烈,就像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當局者、當事人未必能感知這一進程的特殊意義。筆者以為,作為香港民主政治的新實踐,新選制下的這場選舉將深刻地影響香港,一種新的香港民主文化正由此發生,甚而影響世界。

放在全球視野 具有標本意義

首先,放在全球視野中,尤其是近來圍繞中西制度比較、民主議題展開大討論大爭論的背景下,此次香港的民主實踐顯然具有標本意義。

西式民主近來在不斷異化,屢屢受到來自內外部的嚴重質疑,西方社會自身深陷政治極端化、社會民粹化、認同分裂化等困境。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的民主實踐,愈來愈得到外界肯定。儘管在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追求優質民主的過程中還有待完善之處,但是中國關於民主的兩點主張正在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一是人民至上的民主理念;二是民主制度不應千篇一律,須用治理效能檢驗民主制度。不同的民主實踐和理念的碰撞,都使世界民主的發展來到了一個新的關鍵期。

新選制的誕生恰處這一歷史性的時段,同時,也為香港找到適宜的民主之路,提供了更高的認識起點和更好的制度創新機遇。香港過去一味追求西式民主,實際上帶給香港社會的副作用也很明顯:社會失序、經濟失衡、管治失效。在筆者看來,處於東西方交匯點上的香港,所適宜的民主之路,應當是獨特而平衡的。既有形式民主,也有實質民主;是公民社會與愛國社會的結合;能保障國家安全、社會利益、治理效能的平衡;能夠包容各色力量,共同服務於香港治理。香港的新民主之路,應當能夠吸納東西方民主觀念和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為港所用,形成行之有效的民主方式,這也是「一國兩制」優勢的真正體現。

由亂及治過程中 屬於港人的民主實踐

同時,對於香港自身而言,這次立法會選舉,是香港由亂及治過程中一次重要的、真正的屬於香港人的民主實踐。

誠如《「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所述,港英時期的香港根本沒有民主可言,是典型的殖民統治,充滿種族歧視、嚴刑峻法、白色恐怖。港英時期的《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對集會、遊行、結社加以嚴格苛刻的限制。香港總督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權。英國政府屢次禁止在香港進行民主改革,甚至在1976年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通過保留方式明確提出,公約關於定期選舉的規定不在香港適用。然而,僅僅幾年後,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時期裏,港英政府突然提出要在香港搞民主,並急速推動民主改革,政治佈局的「用心」不言而喻。香港回歸後的20多年裏,西方一些國家一直保持着對香港民主的特殊「用心」,直至「修例風波」與反中亂港勢力相互勾結,嚴重衝擊破壞了香港的民主進程。過往亂象種種,歷歷在目。

與之相對的,是中共作為回歸後香港民主的設計者和推進者,一直在致力於漸進穩定推動落實有利於香港民生福祉與發展的民主制度。即使遭遇非法「佔中」、「修例風波」等社會事件的衝擊,以及激進反對派對民主進程的拖累,中央推動香港發展民主和實現良政善治的善意和誠意始終如一。

回顧香港民主一路走來,方知19日135萬多香港人上街投票的來之不易,每一位投票人都用手中的選票鄭重投出一個香港民主的未來。筆者所言之香港新民主文化,也正是會在這一張張選票中孕育發生。

此次由亂及治的關鍵時刻,中央堅定支持香港新選制的民主創新實踐,不僅是出於對香港的職責使命,也是基於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對各國發展之路尤其是民主探索之路的經驗和教訓總結。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對選區劃分與投票制度均有改革。中央冀新選制具有「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公平競爭性」,設置「愛國者治港」閘門,希望選出賢能愛國者,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的公平、正義與發展問題。

新選出的立法會貫徹了上述民主制度創新的設計和原則。因此,此次選舉既是香港民主回歸有序、文明的開始,也是優化香港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關係、提升特區治理效能的探索邁步,更是香港社會進一步走向包容、理性的良好開端。

認受性需要時間 不必着急

政治與社會、文化的關係歷來深厚而綿密,政治會深度影響社會心態、作用於文化形成,社會與文化反過來也會塑造政治形態。新的民主實踐會否為香港帶來良性競爭、理性建設的選舉文化,讓選舉不再是政治鬥爭工具,繼而塑造新的政治、社會秩序,並由此重塑香港精神?筆者對此是樂觀的。

當然,任何新事物,本身就包含着並不盡善盡美,包含着新舊磨合與社會適應的過程。需要看到,新選制下的香港民主實踐才剛剛開始,認受性需要時間,要允許香港的新民主文化慢慢生長,不必着急。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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