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歷史轉折時，留下一份經得起日後歷史考驗的東西，是當代人/當權者的幸運，卻是一個不可能的夢想，甚而是一個陷阱。歷史否極泰來時，急需及值得一份「歷史決議」，也（相對）易寫，經得起歷史考驗；太平盛世更需要「歷史決議」，卻難寫，由當權者從現狀出發寫，更難。
古人計然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道理顯淺，卻極罕見。當旺盛世的「歷史決議」難產，一個難處是根本看似沒必要，要寫的不能寫、寫的都是定調的老生常談，難寫得「好」；不知其「難」而寫了，可能成歷史笑柄，掉進陷阱。另一個難處是，少數人覺醒更需要及更值得一份「歷史決議」，但環境大局不容，千辛萬苦起了頭也幾經難產，即使寫了，可能成歷史罪狀。
歷史的弔詭卻是，太平盛世需要、值得一份「歷史決議」，卻最難產，欠這麼一份「歷史決議」，卻成為歷史缺陷。1950年代就欠這麼一份「歷史決議」。
1945年和1981年兩份《歷史決議》都是波譎雲詭時的新坐標和探射燈，深入、綜合總結之前的正面和反面經驗，懇切、務實認識前路險阻，引領黨國軍政現狀及策略向正確的路向轉。兩份《歷史決議》記錄重要時刻客觀形勢下、多線主觀能動的分歧及明暗轉化，對中共本身和中國現實的重新認識，應用於向前的轉折和部署，發揮極大實效、理論及方法學上的作用。伴隨決議產生，組織、人事及權力生死鬥。
若有這份決議 反右大躍進文革或可免
1945年的決議，主軸是縷述毛澤東抗拒王明、博古及李德教條硬搬的蘇聯十月革命嘩變攻城正規戰；毛澤東要從中國現實出發、不在中國硬套「蘇聯模式」，正確把馬恩列理論結合中國現實、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採用整零分合、不計一時一地、倚重全民民心的游擊運動戰。遵義會議後10年，毛澤東定於一尊，產生這份決議。其後5年，這個中西乾坤陰陽合璧的游擊運動戰改為大軍團的「攻堅戰、陣地戰、圍城戰、迂迴戰、區域戰」，如有神助，奇快奪取政權。毛澤東和整個中共及中國認為，他又一次把馬列理論結合中國現實、把「人民戰爭」提升一個新層次。建國後，這份1945年決議成為神主牌，獨尊的毛澤東角色和「成功模式」神聖化，變成「普世」機械性教條，作為萬靈丹應用於每一方面。社會改造和政經文教的神召運動全面鋪開，向全國每一層面、每一角落推行，宣傳鼓動「只會成功、不會失敗」；「偉大光榮正確」過猶不及、走向反面，10多年產生不少過度化、擴大化的失誤與災難。
1950年代，中國需要、卻沒出現一份撥亂反正的「歷史決議」。如果有，或許過幾年不會有反右，再過幾年不會有大躍進，再過幾年不會有文革。
當年中共氣勢如虹，一份「居安思危」的「歷史決議」簡直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匪夷所思。黨國軍政治現狀及策略全沿用1945年那份《歷史決議》的毛澤東神話式權威天書，整個中國緊跟一個又一個的移山倒海的政治經濟科學體育運動；一個成功方法任何方面都通用，全民盲動蠻幹，為毛澤東的唯物辯證哲學和「科學真理」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造成幾十年的失誤損失。大躍進和大饑荒後，1960年代也沒有出現一份撥亂反正的「歷史決議」，過幾年出現更大型更慘烈的文革。再經文革十年，付出30年的時空代價後，才有鄧小平主持的第二份《歷史決議》。它1981年破土出現，正與反的經驗都恰如其分應用於開放改革，開啟30年歷史時空進程，重設中國、中美/西關係及世界格局。
要長治久安 最高最大權要換腦袋
近10多年幾十套電影和電視劇「革命神劇」，用開放改革之後的視角和標準，總不忘說1949年前後三四十年間，上中下各級領導（包括毛澤東），人人都藉機講「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不同、根據地與城市不同，我們不懂、沒經驗，必須重新、虛心學習」；編導藉劇中人的口告誡：「打江山易、坐江山難」。列出的問和課題，例如「政治政權vs.經濟民生、革命奪權vs.長治久安、農村vs.城市、打破舊社會vs.建設新社會、穩定vs.發展、運作vs.秩序」等等。
個人與組織由破壞性、革命奪權的工作，轉向和平時期的全民治理，是進入一個全新、可能是相反的模式與範式。和平時期天下休養生息，沒有神人神話英雄、敵人危機；全民（較）平等，不分貴賤等級、不分觀點立場；官民上下位置及主動被動對調，全民自由，作為及擔當由下而上自發。這轉變，不止否定勝利者「我」的過去及其成功方法，而是否定「我」的身分和角色，更重要的是偏離/背叛了前期初衷、信念和理想。要長治久安，最高最大權最需要領先轉型和換腦袋，卻是最難，不但轉不了，而是本能地執拗前期初衷、信念和理想，甚而製造敵人和危機，讓「我」繼續做神人英雄，「以我為主」服務人民和領導人民「改天換地」。
陸賈告訴劉邦「馬上得天下，下馬治天下」，可能知道極難，於是叔孫通設計了一套朝野乾坤禮儀，引領劉邦下馬做「天子」坐江山。毛澤東要超秦皇漢武，不但不吃漢代那套榮華富貴禮儀，而且警惕全黨全民提防太平盛世的「糖衣炮彈」。他大而化之問黃炎培為什麼歷代興亡速與勃，怎麼辦，其實心中有數有方法。毛澤東看到病症，大而化之動人類史無前例的大手術，以1945年《歷史決議》的權威，革命鬥爭繼續。「戰爭/鬥爭」成為他和全民的生命、生活與生存的必需品，舊思維舊方法，加大力度、普遍應用，錯錯重疊相加成為 pattern of error。
1949年後致命傷：一人一神一言堂
1950、60年代，「坐江山」者絕不會沒想到「坐江山」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時不是不知，而是以不知為知、為全知。1949年勝利奪權前，所知只是粗疏概念，不知「實」的具體事例，更不知「虛」的古今中外共通的課題主題。鴉片戰爭前後到五四運動，中國也是活在這種「以不知為知、為全知」狀態，沒進入問題。到五四運動才有些少人覺醒，開拓自由氣氛、探索勇氣、開放精神及獨立態度，進入（現代世界）問題。五四運動引爆的思想能量，大部分被轉為社會及政治運動的權鬥工具。
未來的歷史誰也沒經歷過，前面的路不知不懂是正常，知才怪異。從「時間結構」而言，「未來」不一定是「將來」，但一定是「現在」的不可知，只可期盼和參照「過去」。1935年後的毛澤東時代，以1949為分水嶺。1949年後的致命傷，是一人一神一言堂一「科學真理」，無視「時間結構」的「過去、現在、未來」的分野，以「現在」的權力和主觀意志改寫「過去」和預設「未來」；黨政軍國全民萬馬齊瘖踏正步，直衝「科學真理」唯一方向，封鎖問題、議題和課題；內內外外層層不容檢驗、質疑、分歧、另議、保留、反對、異見、討論……鄧小平撥亂反正、開放改革時的爆炸性命題，竟是「真理（須）由實踐檢驗」。
作者是牛津大學「香港學」研討系列訪問學人（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