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因疫情延遲一年，終於上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成功舉行。大會焦點落在參與各國能否為減排目標達成共識，以長遠解救全球升溫問題。談判桌上，各國政要唇槍舌劍、互相攻訐，國際政治角力之激烈，令會議成為世界矚目的傳媒盛事。
傳媒數目眾多 表現卻遭質疑
據美國《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估算，是次會議吸引了全球2000多間傳媒、3000多名記者越洋追訪。數目規模之大，反映了傳媒相當重視這場盛會，不過它們的表現卻惹來了一些非議。例如，有論者認為各國傳媒太集中報道該國政要的表現或國家利益得失，而缺乏從宏觀角度探討氣候變化的全球影響。另外，傳媒報道大都圍繞官方會議，但卻對會場外由民間環保人士舉行的「人民會議」（People's Summit）不屑一顧。還有，雖然會議吸引了大量傳媒到訪，但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發達國家，而來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記者則少之又少，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完全被掩蓋。簡言之，這些批評主要訴說傳媒眼光狹窄、代表性不足和報道偏頗，等等。
氣候變化報道的結構性挑戰
不過，上述道出的傳媒缺失，其實不算是什麼新鮮事，問題背後其實是反映了傳媒處理氣候變化新聞的一些結構性挑戰。在近20年，隨着氣候變化和更廣義的環境議題成為重要的新聞焦點，新聞學界就此進行了不少相關研究，這些研究都有助我們了解上述爭議。
首先，針對傳媒眼光狹窄的問題。不少新聞學者研究發現，各國傳媒在報道氣候變化這個全球議題時，的確有偏重本地角度的傾向。但這個偏頗其實不難理解，畢竟不同國家的傳媒和記者都會視自己國民為主要的目標讀者，那麼根據他們的口味來選取新聞素材是無可厚非的。新聞學有個概念叫做「新聞馴化」（news domestication），就是指記者報道一些國際議題時，往往會利用一個本地角度去詮釋，從而令本地讀者對新聞產生共鳴。但針無兩頭利，這個新聞處理方法，的確會令新聞事件失焦。
第二，針對發達國家和貧窮國家的傳媒能力差距。問題弔詭之處在於，南方國家其實是氣候變化主要受害者，但當地卻鮮有傳媒觸及這些議題。例如，有研究發現，在秘魯和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專職環境新聞的記者如鳳毛麟角。這除了是經濟水平、文化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導致之外，當地惡劣的政治和法治環境也是罪魁禍首。根據無國界記者去年發表的統計數據，以統計發表時計，過去10年全球至少有20名記者因報道環境新聞而死亡（註1）。許多記者因為揭露森林開伐、非法採礦、土地侵佔，或一些工業和基建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成為了政府和企業的眼中釘，而屢遭恐嚇、滋擾、拘捕、控告，甚至殺害。當中，以美洲和亞洲（例如印度）的情况最為嚴重。
第三，傳媒依賴官方資訊而忽視了民間聲音。去年，有學者就發表了一個關於中國、印度、新加坡和泰國的氣候變化報道的分析比較，發現這些國家的傳媒體制雖然不同，但當地傳媒在報道氣候變化新聞時，都會不約而同大量引述官方資料，多於科學家、企業、環保人士和平民的意見，整體情况和歐美傳媒類近（註2）。這引證了傳媒「重官輕民」是一個全球現象。有學者回顧早年的氣候變化新聞，發現當時的報道會較多着重科學家的意見，但隨着氣候變化由科學議題逐漸變成為政治議題，官方資料就變成主要新聞來源。加上由於政府擁有龐大力量去影響傳媒，故記者也傾向忽視其他民間聲音。
除了上述3個弊病之外，研究都發現傳媒在報道氣候變化新聞時，還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問題。例如，傳媒會偏重報道單獨而短暫的事件，如某個氣候災難、某場氣候會議或某次氣候運動示威，而沒有持續跟進氣候變化這個長遠而宏大的人類危機。這種見樹不見林的新聞慣性，跟傳媒貪新捨舊的思維有關。另外，傳媒如何履行專業責任，也是另一個重要爭議。例如，記者在採訪時，應該是要按平衡報道的原則出發，給予否定氣候變化的人士一定發聲空間，抑或是從事實原則出發，將他們完全摒除，以免出現所謂「假中立」（false balance）的情况？此外，記者應該是純粹傳遞資訊，抑或是應更積極鼓動公眾參與環保活動？
學界和業界正謀求應對氣候變化危機
針對上述問題，近年西方學術界和新聞界都不斷討論和反思，並開始醞釀成一個共識，就是確認了氣候變化將是本世紀人類的一大危機，而新聞界是有責任參與解決問題。學界方面，不少學者都指出，新聞學需要擺脫過往受地域和時間的局限，否則難以應對氣候變化這場跨地域和持久的危機（註3）。至於業界方面，近年一些英美知名傳媒，如《衛報》和《紐約時報》，都積極增強氣候變化報道。前者一些不同版面的記者更曾經發表文章，宣示「現在我們全都是氣候記者」（"We're all climate journalists now"），因為氣候變化議題已經滲入社會各個範疇，不再單純是科學問題。在2019年，全球幾百間傳媒更組成了一個名為Covering Climate Now的業界支援網絡，促進互相交流合作。另外，我們也應該樂見學界和業界之間有更多合作。例如，剛在今年10月，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成立了「牛津氣候新聞網絡」（Oxford Climate Journalism Network），目的也是希望提高各地傳媒報道氣候變化新聞的水平。
既然處理氣候變化是一場持久戰，新聞學界和業界都需及時籌劃，以應對長遠挑戰。
註1：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0). Red alert for green journalism - 10 environmental reporters killed in five years, bit.ly/3dvSSI1
註2：Comfort, S.E., Tandoc, E., & Gruszczynski, M. (2020). Who is heard in climate change journalism? Sourcing patterns in climate change news in China, India, Singapore, and Thailand. Climate Change, 158, 327-343.
註3：Kunelius, R. (2019). A forced opportunity: Climate change and journalism. Journalism, 20(1), 218-22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助理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