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梅艷芳》上映，在某些年齡層中掀起了小小的懷舊風潮，筆者不算梅艷芳的粉絲，但畢竟屬於那個年代，早前入場看了。
關於逝去日子的電影，總會有些東西說得直白，有些東西不說穿，有些則完全忽略掉，對觀眾來說，觀看這類型電影的滿足感，部分來源於自己能夠察覺多少東西，例如那群梅艷芳的徒弟「邊個打邊個」。電影中沒有什麼負面的角色，在現實中較具爭議的梅媽媽和兩位兄長不見蹤影，近藤真彥則被大幅美化了，掌摑事件中的黑社會大佬是唯一「壞蛋」。
對梅艷芳的政治想像 如何發展出來？
電影完全忽略掉的，還有那些年的政治事件。這政治空白大概完全可以預期，以今天香港的環境，很難想像主流商業電影會去觸碰六四。不過，筆者想探討的不是電影是否進行了不恰當的自我審查。筆者反而想談的是，當不少人都指出了電影的政治空白時，說明了不少人心中對梅艷芳都有一種政治印象或想像，但這政治想像，在過去30多年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呢？
當然，政治想像往往要有點事實基礎。梅艷芳在八九民運期間香港演藝界動員中的領導角色是公認的，多年的傳言是她有份參與六四後的黃雀行動，她因為不想上大陸拍攝而拒演《阮玲玉》，造就了張曼玉因阮玲玉一角贏取了柏林影展最佳女主角，也因為她在六四動員時的角色，傳聞她在八九後一段時間上了大陸的黑名單。
不過，1989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本來就人人有份。香港演藝界跟中國政府「和解」，早在1991年就通過華東水災完成了。當年，香港演藝界賑災動員的規模比八九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忘我大匯演》外，也拍了籌款電影《豪門夜宴》，演藝界代表團還到了北京，獲國家領導人接見，梅艷芳自然有份參與，電影中也有相關舊片段交代。電影中還有一個電視訪問片段，鄭裕玲問梅艷芳九七會在哪裏，梅艷芳肯定的說「香港」。但若在YouTube搜尋，其實可以找到該訪問的另外一節，鄭裕玲開宗明義提起六四，然後問梅艷芳會否重新考慮上大陸工作，梅艷芳的回應，在那個年代很容易就可以被理解為「轉軚」。事實上，梅艷芳於1995年已經在廣州開演唱會，1999年，她獲邀為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表演嘉賓。
提這些東西，並不是說這些才代表真實的梅艷芳，只是指出媒體其實有足夠的材料去塑造一個不一樣的故事。例如1999年5月30日的《明報》就刊登了一篇談論關於六四的廣東歌的文章，其中一個子標題是「梅艷芳曾經熱血」，文章指梅艷芳是「另一種案例」，然後寫道：
「91年9月1日《明報》娛樂版，一條小標題曰：『阿梅遊天安門感觸下淚』……其實梅艷芳當日在天安門為何掉淚也非常羅生門，亦有些諸如《文匯》、《大公》的報道，卻說她是因為想起洪水災情落淚。此後，阿梅的名字應已悄悄從黑名單搬到白名單去，我們亦再見不到她義憤填膺的說民運。」
支持民主發展的市民 尋找「堅持理念」的icon
文章沒有苛責梅艷芳或其他藝人，作者認為在商言商，無可奈何，無可厚非，但作者的判斷始終是「梅艷芳變了」。從集體記憶研究的角度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這種判斷並沒有在之後的20多年間成為主流？
集體記憶研究裏一個廣被接納的理論觀點是，集體記憶是因應當下的社會需要而被建構和生產的，所以，關於梅艷芳的政治想像，一種可能的詮釋是，支持民主發展的市民，需要在不同界別中找到一些願意堅持自己的價值理念、願意為理念而犧牲個人利益的標誌（icon）。在演藝界中，如果要找一些可以為名利而依附權貴或者在社會政治問題上輕易轉軚的人來鞭撻，選擇很多，但由於香港的演藝人士平時甚少在具爭議的社會問題上發聲，要找到至少曾經積極參與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堅持的人，並不容易。而1989年的梅艷芳身處事業高峰，用1989年的梅艷芳來做這個icon，也許是最恰當的選擇。
梅逝世時報道和評論 為其政治形象下基調
不過，社會環境和需要之外，也要看集體記憶和明星形象的實際建構過程。2003年底梅艷芳逝世，各方少不免對梅艷芳作出評價，吳靄儀在《蘋果日報》專欄中說，「看她站在六四的台上，不會覺得是造作，一點點的陌生和不自在，反而見得真心」。《明報》對喪禮的其中一篇報道題為「民運人士尊崇封民主天后」，報道提及靈堂中有黃雀行動送上的花圈。當年，香港政府容許吾爾開希來港奔喪，《經濟日報》的一篇報道標題為「風骨動人心 民運人士齊送一程」。不過，吾爾開希來港的舉動受部分人非議，來港後的「表現」也受到一些批評，張翠容在《經濟日報》寫道：「吾爾開希在外國記者俱樂部演說，內容簡單不過，在缺乏沉痛的反思下，民主自由便喊得愈來愈空洞。」有趣的是，有的媒體論述用了吾爾開希的「不濟」來襯托梅艷芳，《東方日報》一位專欄作者說：「吾爾開希來港再刷六四卡，就愈發顯得梅艷芳的高貴。」
至於梅艷芳在大陸的發展？她逝世時的報道和評論對此寫得很少，在WiseNews搜尋，沒有一篇文章提到1999年的央視春晚。《信報》一篇副刊文章談到鄧麗君和她都曾公開表明六四未平反或「某領導不下台」不會回內地，作者說，「事實證明，梅艷芳是最後一批藝人回內地工作」。言下之意，一切是大勢所趨，最後一個「順應潮流」的人，已是最好的人。
梅艷芳逝世時的報道和評論，為其政治形象下了基調。其後，每年的六四，以及個別如影星鄧光榮逝世（鄧也有份參與黃雀行動）等事件，都讓梅艷芳的名字和六四再連結起來。2013年底，梅艷芳逝世10周年，王丹的文章刊登在《蘋果日報》的娛樂版，結尾說「希望有更多的藝術家，能夠像梅艷芳一樣，把藝術的花朵開放在社會的土地上」；小思也「終於忍不住要寫梅艷芳了」，文章再次提到天安門前的梅艷芳：「有人告訴我，六四之後，她去北京，曾獨自去天安門放下朵花。」
刻意不去談論的「常識」 會成為「顯著的缺席」
以上談的是集體記憶和明星形象的建構過程，到頭來，這形象表達的是否最「真實」的梅艷芳，對從事集體記憶研究的人而言大概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一種形象或想像有某些事實基礎，符合某種社會或文化需要，再加上參與公共論述的人重複加持，它就會被確立和被延續下去。當一種形象在公共文化中被確立成為「常識」之後，你刻意不去談論它，它只會成為一種顯著的缺席（conspicuous absence），自然有人替你作補充說明。不過，長此下去，集體記憶會如何轉變，就難說了。當一些事情從此不再在公共領域中被提起時，維持記憶不容易。當社會上人們都心裏有數時，磨滅一種集體記憶，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