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主派陣營自2004年起，一直佔立法會議席三分之一強的關鍵少數。但隨着新選舉制度確立，立法會普選成分大減、提名收緊、去政黨主導化，再加上社運退潮、其支持者不少對香港政治前景看淡，究竟泛民在未來是否還有政治角色可言？
這個問題有兩方面：（1）泛民在新選舉制內是否仍有存在及發展的空間？（2）泛民是否願意在新選舉制下「玩下去」？兩者互為影響。
民主黨當下欲選無從
中央初期表示不搞「清一色」後，曾有人期盼泛民（主要是民主黨）當「忠誠反對派」，繼續參選立法會。資深建制派人士呼籲他們須於「死路」和「活路」之間抉擇，至民主黨最後無人參選，質疑其罷選乃「對抗派」行為。
若明乎政黨運作之邏輯倫理，不會簡單下結論。民主黨縱能說服自己，當下也欲選無從。在後2020香港變局下，他們尚未走出近年迷思，特別是2019年以來的種種情結，而新選舉制被其解讀為消滅泛民之舉，那又可如何構建參選尚有可為、仍具意義的論述？
目前政治氣氛未見鬆弛，民主黨內瀰漫着受難意識，又怎能在泛民群眾「躺平」日盛下，說服他們參選並非跪低？况且，民主黨不少前線議員（包括一些接受體制、並仍願出選者），均涉「初選案」官司或已悉數被DQ（取消資格），又有誰仍覺有現實出閘機會？且陰謀論者更視建制誘選乃詭計呢。
民主黨此刻不參選，但是否永不參選，它似仍留有一手，不過總不能現在不參選、4年後糊裏糊塗再參選的，基本的政治論述問題不能迴避：新時期「為何參選」、「為誰參選」？而且也看民主黨有否條件和韌力臥薪嘗膽，及將來泛民群眾會否改變抵制取態。過不了此關，則民主黨以至其他泛民黨派都只能最終告別政治舞台。
民主派過去靠什麼冒起
香港的反對運動，經歷幾個階段。上世紀港英治下，1970年代是關社反殖（帶有左翼思潮及中國民族認同情懷）；1980年代支持回歸、爭取民主，並致力民生改革，當時的民主派成為北京爭取之對象。至1990年代，因受「六四」衝擊，出現民主回歸vs.民主抗共的分野，並因應1991年立法局開放部分議席直選，促成政黨化，漸由議會和選舉政治主導，構成體制的共生（symbiotic）部分。
港英時期以英式反對派政治處之，回歸後原有生態延續，泛民黨派在議會有其天地，客觀上已成忠誠反對派。但香港不存在反對派有天執政（government in waiting）的倫理，不參與執政就不用負上「當家」之責，無後顧之憂，漸淪為把街頭帶進議會式的衝擊、抗爭行為，不斷運動（鬥爭）、以戰養戰，只有現在進行式，沒有未來式。
1980、1990年代，民主派冒起靠什麼？乃靠清新氣息、靠民氣、靠思想（精神力量）、靠論述、靠實幹，而非靠議席、靠媒體鎂光、靠口水、靠癱瘓。但回歸後，有了穩定的選民基礎、一定的議會權力，泛民卻迷失「一國兩制」下之大局方向，後殖定位模糊，日困於議政vs.抗爭的張力。泛民雖表面壯大，內部卻碎片化，再無共主。
2007年底，北京回應雙普選訴求，給出路線圖和時間表，泛民若肯沉着沿此路進，在體制內之力量日漸鞏固，中央政府不能不予重視。但事與願違，當2010年民主黨與中央達成政改妥協方案，標誌其實力高峰時，卻是泛民分裂之始，從此激進vs.溫和路線的分歧白熱化，不論街頭或議會政治上，皆為激進派奪去話語權。
反思為何似陷窮途末路
過去10年，泛民陣營漸多機會主義和冒進主義，爭相更激進，失去「現實中求進」的把持（即司徒華「飯乃一口一口地吃」的務實主義），部分極端者劃界劃線、好勇鬥狠、唯我正確。2014年「佔中」高度亢奮，傘後組織湧現、去大台化，自決派抬頭，滋生分離主義及「港獨」思潮，傳統泛民靠邊站、被騎劫，從此衰落。
2019年修例導致一總矛盾內爆，黄藍對壘，普羅群眾及年輕人捲入鬥爭漩渦。一些抗爭搞手及吶喊者得勢不饒人，滿招損，致原是泛民主流的「和理非」路線，讓位於攬炒和分離主義。抗爭暴力化，中央認定有人造反、勾結外力脅迫，進行顏色革命，遂強力遏制，整改政制，要把其眼中之反中亂港勢力連根拔起。《國安法》下，泛民瀰漫一片失敗主義、撤退主義。
回顧民主派與中央幾十年的關係，最早原是和而不同，後來漸成鬥而不破（「又傾又砌」），近年關係急速惡化，互信失落，至2019年鬥而終破，支聯會及教協的終結，乃如此結局的寫照。泛民乃先敗於攬炒派，而北京清洗攬炒派、顛覆政權者不會手軟，「殺君馬者道旁兒」，泛民應深思為何走到今天似窮途末路。
反對運動走向偏激，孤注一擲，成王敗寇，香港所見並非罕例。1960年代實力相當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因決意跟李光耀攤牌而抵制國會選舉，讓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盡奪所有議席，自此一黨主政至今，社陣也很快滅亡，反對派政治一沉不起，直至近年工人黨老黨翻新，青年領軍、務實問政，才漸見起色。
還可當怎樣的反對派
「延續過去」的年代已告終結，中央已走出回歸前的假設去推進下一階段的「一國兩制」。反對運動從來派生於現實社會的內在矛盾，受政治體制的制約與空間所形塑，但不會消失。就算人民信任率高企的新加坡，在民主威權下仍存在逐漸活躍的新生代反對派。不同體制，就有不同存在形態的反對力量，有強有弱。
按最近中文大學民調推算，屬「中間派」及「非建制和中間偏非建制派」的市民政治認同，佔比共達八成，可見社會仍存在多元及批判建制的聲音（註）。泛民若仍想當有力的反對派，那究竟是怎樣的反對派？不進議會，轉為壓力或服務團體，乃變相告別舞台。若進議會，則須按已改寫的遊戲規則，先通過中央「守前門」一關，要拿到提名，且在新制設計下必為少數派，但不必做尾巴黨。
特區政制已脫離以往的類西方選舉、類西方議會模式。有論者預期，或朝國家體制下內地的「民主黨派」形態發展。當中變數仍多，也得看新選舉制的實踐得失，但反對派政治已回不了過去，歷史沒有take two，唯有轉型，適應新的現實環境和條件，或可蛻變成為混合西方在野黨與亞洲威權體制反對派的某種新形態。反對派在監察、問政和改革上，可起多大作用，視乎其博弈手法。
若反對派仍存實質參選空間，而其民眾能逐步走出情緒低谷，則新一代政團自會出現，舊有政團不能靠簡單再包裝，而須真正重生。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一切看視野、戰略和戰術，如何「介入」制度文化的塑造和改造。To be or not to be，球仍在反對派那邊。
註：郭樺、黃子為、鄭宏泰，〈從「中道」重新出發〉，《明報》，觀點版，2021年9月21日
（「後2020香港」系列之三）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