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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2020香港」系列|張炳良:反對派政治已回不了過去:退潮下告別或轉型? (09:00)

泛民主派陣營自2004年起,一直佔立法會議席三分之一強的關鍵少數。但隨着新選舉制度確立,立法會普選成分大減、提名收緊、去政黨主導化,再加上社運退潮、其支持者不少對香港政治前景看淡,究竟泛民在未來是否還有政治角色可言?

這個問題有兩方面:(1)泛民在新選舉制內是否仍有存在及發展的空間?(2)泛民是否願意在新選舉制下「玩下去」?兩者互為影響。

民主黨當下欲選無從

中央初期表示不搞「清一色」後,曾有人期盼泛民(主要是民主黨)當「忠誠反對派」,繼續參選立法會。資深建制派人士呼籲他們須於「死路」和「活路」之間抉擇,至民主黨最後無人參選,質疑其罷選乃「對抗派」行為。

若明乎政黨運作之邏輯倫理,不會簡單下結論。民主黨縱能說服自己,當下也欲選無從。在後2020香港變局下,他們尚未走出近年迷思,特別是2019年以來的種種情結,而新選舉制被其解讀為消滅泛民之舉,那又可如何構建參選尚有可為、仍具意義的論述?

目前政治氣氛未見鬆弛,民主黨內瀰漫着受難意識,又怎能在泛民群眾「躺平」日盛下,說服他們參選並非跪低?况且,民主黨不少前線議員(包括一些接受體制、並仍願出選者),均涉「初選案」官司或已悉數被DQ(取消資格),又有誰仍覺有現實出閘機會?且陰謀論者更視建制誘選乃詭計呢。

民主黨此刻不參選,但是否永不參選,它似仍留有一手,不過總不能現在不參選、4年後糊裏糊塗再參選的,基本的政治論述問題不能迴避:新時期「為何參選」、「為誰參選」?而且也看民主黨有否條件和韌力臥薪嘗膽,及將來泛民群眾會否改變抵制取態。過不了此關,則民主黨以至其他泛民黨派都只能最終告別政治舞台。

民主派過去靠什麼冒起

香港的反對運動,經歷幾個階段。上世紀港英治下,1970年代是關社反殖(帶有左翼思潮及中國民族認同情懷);1980年代支持回歸、爭取民主,並致力民生改革,當時的民主派成為北京爭取之對象。至1990年代,因受「六四」衝擊,出現民主回歸vs.民主抗共的分野,並因應1991年立法局開放部分議席直選,促成政黨化,漸由議會和選舉政治主導,構成體制的共生(symbiotic)部分。

港英時期以英式反對派政治處之,回歸後原有生態延續,泛民黨派在議會有其天地,客觀上已成忠誠反對派。但香港不存在反對派有天執政(government in waiting)的倫理,不參與執政就不用負上「當家」之責,無後顧之憂,漸淪為把街頭帶進議會式的衝擊、抗爭行為,不斷運動(鬥爭)、以戰養戰,只有現在進行式,沒有未來式。

1980、1990年代,民主派冒起靠什麼?乃靠清新氣息、靠民氣、靠思想(精神力量)、靠論述、靠實幹,而非靠議席、靠媒體鎂光、靠口水、靠癱瘓。但回歸後,有了穩定的選民基礎、一定的議會權力,泛民卻迷失「一國兩制」下之大局方向,後殖定位模糊,日困於議政vs.抗爭的張力。泛民雖表面壯大,內部卻碎片化,再無共主。

2007年底,北京回應雙普選訴求,給出路線圖和時間表,泛民若肯沉着沿此路進,在體制內之力量日漸鞏固,中央政府不能不予重視。但事與願違,當2010年民主黨與中央達成政改妥協方案,標誌其實力高峰時,卻是泛民分裂之始,從此激進vs.溫和路線的分歧白熱化,不論街頭或議會政治上,皆為激進派奪去話語權。

反思為何似陷窮途末路

過去10年,泛民陣營漸多機會主義和冒進主義,爭相更激進,失去「現實中求進」的把持(即司徒華「飯乃一口一口地吃」的務實主義),部分極端者劃界劃線、好勇鬥狠、唯我正確。2014年「佔中」高度亢奮,傘後組織湧現、去大台化,自決派抬頭,滋生分離主義及「港獨」思潮,傳統泛民靠邊站、被騎劫,從此衰落。

2019年修例導致一總矛盾內爆,黄藍對壘,普羅群眾及年輕人捲入鬥爭漩渦。一些抗爭搞手及吶喊者得勢不饒人,滿招損,致原是泛民主流的「和理非」路線,讓位於攬炒和分離主義。抗爭暴力化,中央認定有人造反、勾結外力脅迫,進行顏色革命,遂強力遏制,整改政制,要把其眼中之反中亂港勢力連根拔起。《國安法》下,泛民瀰漫一片失敗主義、撤退主義。

回顧民主派與中央幾十年的關係,最早原是和而不同,後來漸成鬥而不破(「又傾又砌」),近年關係急速惡化,互信失落,至2019年鬥而終破,支聯會及教協的終結,乃如此結局的寫照。泛民乃先敗於攬炒派,而北京清洗攬炒派、顛覆政權者不會手軟,「殺君馬者道旁兒」,泛民應深思為何走到今天似窮途末路。

反對運動走向偏激,孤注一擲,成王敗寇,香港所見並非罕例。1960年代實力相當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因決意跟李光耀攤牌而抵制國會選舉,讓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盡奪所有議席,自此一黨主政至今,社陣也很快滅亡,反對派政治一沉不起,直至近年工人黨老黨翻新,青年領軍、務實問政,才漸見起色。

還可當怎樣的反對派

「延續過去」的年代已告終結,中央已走出回歸前的假設去推進下一階段的「一國兩制」。反對運動從來派生於現實社會的內在矛盾,受政治體制的制約與空間所形塑,但不會消失。就算人民信任率高企的新加坡,在民主威權下仍存在逐漸活躍的新生代反對派。不同體制,就有不同存在形態的反對力量,有強有弱。

按最近中文大學民調推算,屬「中間派」及「非建制和中間偏非建制派」的市民政治認同,佔比共達八成,可見社會仍存在多元及批判建制的聲音(註)。泛民若仍想當有力的反對派,那究竟是怎樣的反對派?不進議會,轉為壓力或服務團體,乃變相告別舞台。若進議會,則須按已改寫的遊戲規則,先通過中央「守前門」一關,要拿到提名,且在新制設計下必為少數派,但不必做尾巴黨。

特區政制已脫離以往的類西方選舉、類西方議會模式。有論者預期,或朝國家體制下內地的「民主黨派」形態發展。當中變數仍多,也得看新選舉制的實踐得失,但反對派政治已回不了過去,歷史沒有take two,唯有轉型,適應新的現實環境和條件,或可蛻變成為混合西方在野黨與亞洲威權體制反對派的某種新形態。反對派在監察、問政和改革上,可起多大作用,視乎其博弈手法。

若反對派仍存實質參選空間,而其民眾能逐步走出情緒低谷,則新一代政團自會出現,舊有政團不能靠簡單再包裝,而須真正重生。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一切看視野、戰略和戰術,如何「介入」制度文化的塑造和改造。To be or not to be,球仍在反對派那邊。

註:郭樺、黃子為、鄭宏泰,〈從「中道」重新出發〉,《明報》,觀點版,2021年9月21日

(「後2020香港」系列之三)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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