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觀點版今年9月8日刊登拙文〈風雲生《三國》 愁雨出《紅樓》〉，其後收到一些反應，希望繼續探索；於是，有了這篇傻癡的「宣言」。
（1）近日新的高壓壓出新形態
毋庸諱言，近日的政治打壓已從實體（例如「支聯會」等組織）轉向虛擬化（例如某些口號或詞語）。官方「有法可依」，卻說不出什麼有說服力的道理。所以，民間逐漸出現一些「軟變化」──冷眼看官威，任由恣意逞強，好讓他們空緊張，疲於奔命，形神內傷；民間則不謀而合，避其鋒芒，以免受傷。
此文要探討的是：民間不搞政治活動，改辦文化、文學和藝術雅集；有些不談政治，多談家常或民生。公民黨翻新黨部設施，推出的Station 202，就是一例。此外，地區組織的文藝坊、文化班、書法學堂、讀書會，以至生活常識講座悄然復蘇，形式不新，但內容很有時代動感；即使官方派人「放蛇」試探，也無所謂，因為這類活動只是發揮「傳感學」的原理，只要有接觸就有某種互動，不違法也不敏感（除非有人「砌生豬肉」）。
有些人士還申請官方和官方認可的資助，因為官方也借助這類活動來淡化政治；既然有水，自會成渠，互借東風，更可通衢。即使申請被否決，也無傷大雅，反正你不申請就讓給建制，且讓資助機構自行費神甄別吧。
這些動向反映，民間已消化官方的高壓，心態逐漸處於泰然，不會亂波動，更不會躁動，冷靜思考後已趨向安穩，「不對抗」就是最有效的對抗，存在才是最先決的復蘇條件。
民間更逐步理解，要深化存在的基礎條件，必須有一種由民生和文化共同支撐的精神，這將是未來希望的寄生體，比政治、行政、權力、市場、浮名……更實際。所以，既然政治已死，那就通過文化、文學和藝術來孕育新的靈魂。
（2）歲月燒烤 產生「勝逆猶樂」之香
──眼前種種事例可見，官方某些行動愈來愈沒有紋路，甚或令人有思覺失調之感，「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的評價愈來愈普遍。近期，除了「香港加油」被禁展示之外，樂施會主辦多年的「毅行者」籌款活動也不能舉行。人們疑惑，一萬多人的馬拉松賽跑可以在鬧市舉行，為什麼4000多人的野外跑步卻因為「防疫原因」而不能舉行？當局害怕的到底是「播毒」，或是難以監管的政治內容？還是把政治內容當成真正的病毒？
更有甚者，擁有「我要真普選」的物件也可能違法而被捕。須知普選是《基本法》訂明的內容，只是沒有時限而已，但不應被視為「違法」。
──要解決上述問題，已不能跟官方議事論事和說情說理，也不能違反他們的法，胡亂碰撞，無謂犧牲。眼前現實可見，香港的土壤已向內地趨同，成為「跨年代的孿生兄弟」。不過，內地的文化生態已成，但香港則仍有爭取的空間，那就要珍惜香港的夕陽餘暉，善用環境甚至逆境，用文化、文學和藝術保存香港的記憶，即使只是遺產，也不能讓它永遠消失。這是當今之世迴避不了的使命，也是「壓力之下出奇葩」的時刻。所以，「戰逆（境）猶樂，勝逆猶香」。
（3）危機之下出現跨地跨代之花
即使有「亂世出奇葩」之思，但也要有以下準備：
──眼前，什麼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所以要有足夠和敏銳的危機感，沒有危機感，就難以確保「存在」。要懂得「驚和退」，「驚」之下才能小心和策略地退。此外，在不犯法的同時，也要預防故意設計的法律陷阱。
──把各種壓力變成動力。各種批評可視為推動，無理的批評可視為免費的宣傳，被禁出版可視為跨代的「後世嬰」。我經常從中外古今的實例汲取精神營養：秦朝的禁書有《尚書》、《詩經》、《左傳》、《論語》、《莊子》等。清朝的禁書超過100種，包括《紅樓夢》、《西廂記》、《牡丹亭》也被禁過。外國的例子則有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名劇《強盜》（The Robbers）也曾被禁演出，但它們後來都發出跨世代的光芒。
──在海外也可以發揮跨地域的香港文化精神。以前，外國不太重視香港的文化、文學和藝術作品，但相信未來會愈來愈重視，因為香港受到的壓力也是他們關心的普世價值，就像中國大陸的文藝作品隨着內地的問題受到關注而得到更多眷顧。所以，漂流到海外的香港人也可以憑着自己的記憶、感受，寫下不朽之作。且看拜倫（Lord Byron）、但丁（Dante Alighieri）、易卜生（Henrik Ibsen），都是「流亡作家」；曾寄寓香港和外國的劉再復、高行健，也在顛簸之下寫出巨著，顯現非凡的生命力。
──要有跨年代的「難產準備」，或者說，要有「死着活，死後活」的心理準備。眼前，估計未來的環境和出版自由也可能受到影響或威脅，那麼，只能抱着「先寫後出」的心態。這個「孩子（作品）生下來」，但不能公開地活着，只能暫時「死着活」；但這種「死」之後，在適當時候就會活過來，此之謂「死後活」。
事實上，中外古今都有很多這類例子。張愛玲和沈從文的某些作品，也被時代「活埋」多年，後來才在學者夏志清編輯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活」過來。英國作家勞倫斯（D. H. Lawrence）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更被誤了30多年，1928年在意大利佛羅倫斯獨立印刷，直到1960年才在英國印刷發行。葡萄牙詩人和作家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更是死後才聞名於世（內地翻譯了他的很多作品）。
──只求真實，不拘形態。香港的這個年代，是一個難以預測的變幻年代，在「一國兩制」仍在蹣跚而行之際，這將是展現各種人性的時候，七情六慾，都是人類的記錄。所以，可以歌頌，可以鞭撻，可以歡騰，可以悲戚，可以激勵，可以絞心，可以懷古，可以傷今。從多元化的角度看，假如你認同官方的內容，也可寫下讚賞之篇。我對此毫不反對，就來一個時代和韌力的競賽。我深信，有血有肉、能夠寫出人民感受的真實作品，才能經得起跨世代的考驗。這將成為這個年代的文化人的精神支柱。
談了上述三點，在此必須告訴大家：我是很狡猾和無能的，說了那麼多卻不會做，不懂怎樣做和做不了，但卻深切盼望其他人能做，不求能達者成千上萬，只求探索成功者萬中有一。這篇看似宣言的非宣言，只是一個冰冷的、單獨和孤獨的傻人癡語甚至瘋語而已，不像《零八憲章》，沒有人聯署，也許無人和應。它對任何人（包括官方）都沒有傷害性，只是一個小小的疏氣孔而已。所以，毋須驚惶舉槍，製造社會內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