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隨着社交媒介發展成熟，很多關於社交媒介的研究和概念，都逐漸進入公共討論。例如，很多人形容，由於互聯網讓用戶可以選擇集中接收合乎自己政治理念的信息，加上社交媒介的演算法，會造成「迴音谷效應」（echo-chamber effect），即用戶只會接收到跟自己想法一致的新聞資訊，造成意見兩極化，甚至令一些極端的偏鋒理念，會在社交媒介的環境內，高估了自己的普遍性。
政見與對事情看法關係 並不理所當然
不過，回到社交媒介剛剛普及的時候，當時也流行一個說法，認為社交媒介可以令用戶意外地接觸到跟自己意見不一致的資訊，形容為incidental exposure。持這個說法的學者認為，互聯網本身就有各種各樣的觀點，當中的多樣程度，總比傳統媒介豐富。用戶透過互聯網接收新聞資訊的時候，儘管有可能受到他們既有政治立場的取捨影響，但總有較大機會偶然接觸到不同觀點的資訊。另一方面，我們在社交媒介建立朋友圈的時候，總不會只考慮大家的政治立場。我們在社交媒介的朋友圈，很多時候也包括家人、同學、同事等日常生活來往的人士，而大家的政治立場也未必一致。如果他們在社交媒介討論公共事務、轉發新聞資訊，我們也有機會從中得知另外立場的人持什麼觀點、有什麼想法，甚至互相討論。
當然，這種incidental exposure不一定會顛覆人們既有的政治立場，或徹底改變他們對某個議題的看法。更大機會是，它可以令人們的政治立場，和對某事務的看法之間的關係，並不理所當然。舉例說，美國的共和黨人普遍支持管有槍械。但是，作為共和黨人的基本立場，與支持管有槍械，未必是絕對相關的。共和黨人也有機會因為接觸到關於槍械政策的各種討論，而對管有槍械有所保留。
「國安法影響」民調與身分認同
放到香港的狀况，身分認同與對議題的立場，也一直高度相關。甚至有時候，表達身分認同也成為了宣示政治立場的方式。例如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市民，普遍比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市民，更支持政府倡議的政策。在一些比較政治敏感的法例或議題上，「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分野有時會更加明顯。
例如，去年8月，《港區國安法》剛實施不久，筆者與其他大學的同事進行的電話問卷調查（樣本人數817），問到受訪者怎樣看這條法例對香港的影響。如果按受訪者的身分認同劃分，不同身分認同的市民對國安法對港影響的看法，就有十分深刻的差異。
從附表所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市民，普遍比較同意國安法會帶來負面影響，也較不同意法例會帶來正面影響。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市民，則在各個選項，都大概跟「香港人」持相反結果。這種結果分佈，正是剛才所講，人們的基本政治傾向，會跟他們對法例、政策及一些議題的看法，互相扣連。
網上接觸的新聞資訊有影響
但是在這個分析中，同時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人們身分認同與對國安法看法的扣連，會受到他們在網上接觸到的新聞資訊影響。從圖1及圖2所見（註），身分認同為「中國人」的受訪者，如果他們比較多在社交媒介「睇到」有關時事的資訊（「睇到」是問卷調查中使用的用字，包含了偶然看到，並非主動搜尋的時事資訊），他們會轉為比較同意國安法的負面影響，同時轉為較不同意其正面影響。
同樣的情况，在身分認同為「香港人」的受訪者身上也有出現，只是程度比較輕微：如果「香港人」比較多在社交媒介「睇到」有關時事的資訊，他們會轉為比較不同意國安法的負面影響，同時轉為比較同意其正面影響。
沒有人是鐵板一塊
雖然問卷調查中沒有仔細問受訪者，有沒有在社交媒體遇到持相反政見的資訊，但是從問題設計及結果所見，我們不難推斷，人們使用社交媒介的時候，如果較多「睇到」有關時事的資訊，就有機會碰到其他觀點的看法，而影響到他們對某個法例或議題的看法。更重要的是，incidental exposure的影響，在兩種身分認同的市民身上都有出現。很多時候，社會大眾為了方便討論，往往以某種標籤或名稱簡化人們的政治立場。但事實上，沒有人是鐵板一塊的。社交媒介除了讓相同政見的人「圍爐」之外，它本身也是一個意見紛陳，讓不同看法的人可以拉近差距的場合。
註：變項「國安法的正面影響」為「可以令社會安定」、「可以令政治狀况穩定」、「可以令經濟更加繁榮」3個項目的分數相加；「國安法的負面影響」則是「影響選舉自由」、「影響新聞或言論自由」、「影響司法獨立」、「影響人身或財產安全」4個項目的分數相加；圖1和圖2的結果來自迴歸分析中的調節效果（moderation effects）。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經階層、出生地、國族身分認同、每日閱讀報紙新聞的時間、每日收看電視新聞的時間、在社交媒介睇到時事資訊的頻率、在社交媒介討論政治的頻率、加入社交媒介與時事相關群組的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