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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2020香港」系列|王卓祺:香港明天會更好——以西方民主危機成因為鑑 (09:00)

最近閱讀兩份相隔40多年的文獻,一份為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報告《民主的危機》(1975)。該報告由3位極具影響力的歐美日政治學者,包括「歷史終結論」提出者法蘭西斯.福山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所撰寫。第二篇是由旅法華人學者宋魯鄭寫的〈「五四」百年審視西方民主危機,制度缺陷令其深陷危機〉(2019)。兩份文獻為西方民主面對的危機把脈,都認為出現了制度性問題!相隔40多年,危機還未終結,對香港落實完善選舉制度之際,借鑑性高。

「清一色」「小圈子選舉」的疑慮

香港引進西方選舉民主30多年,特首、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都是循序漸進,逐步擴大普選成分。然而,經歷2019年反中動亂,中央去年中落實《港區國安法》,今年又通過「完善選舉制度」以保證愛國者治港,並審查參政者資格。這些大動作被質疑是搞「清一色」的所謂「小圈子選舉」!本文就是聚焦兩份文獻,判斷香港落實這些舉措,香港會更好或更壞。

西方民主危機文獻回顧

《民主的危機》報告突出歐洲、美國、日本三邊國家民主危機在於民主失序(anomic democracy)。舉例說是由於缺乏足夠制度資源(富裕經濟體,選民仍然期望無窮)、權威弱化(政府之外,還包括教會、家庭、學校)等因素;這樣民主便與治理產生極大制度性張力。例如興建有利經濟民生的基建,卻遭環保分子及受影響居民反對;經濟停滯但政府未能減少財政開支,因對選舉不利。報告認為,三邊國家最重要而且是內在性挑戰,是民主政府的生存問題,而這與民主功能並存。簡單的說,民主的美德是平等及重視個體自主性。這自然產生去權威認授性(de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的結果。那麼,若每個自主的選民、公民及政黨都堅持己見,哪裏可以有共識、各讓一步的妥協精神?西方民主引致政黨、社會碎片化是必然後果。這種西方「現代民主人」自主個體的美德,便辯證的變成缺陷——導致國家缺乏凝聚力、共同利益及遠景,其可持續性及糾錯能力存疑!

這內在性與民主美德或缺陷及其功能共存的問題究竟是否判斷正確,時日便是最好的證明!在《民主的危機》報告發表40多年後,在法國居住的宋魯鄭目睹馬克龍總統任內發生的黃馬甲運動(黃背心運動),其暴力程度是空前的,例如作為法國象徵的凱旋門也遭到損污。反對黨理應與政府一齊反對如此空前暴力及破壞;但在野黨卻指鹿為馬,譴責政府導致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以污名化黃馬甲運動。舉例說,反對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聲音,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云云。這些顛倒黑白的說法,香港人亦耳熟能詳!

宋魯鄭審視西方民主的對象,是3個代表性國家——議會制的英國、半總統制的法國、總統制的美國。他判斷西方這3種典型的民主形式全面陷入混亂和停擺之中。其表現於制度設計中4點違反常識及人性的先天缺陷:

(1)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他舉的例子是英國脫歐公投、美國選出民粹的特朗普總統;其實民眾很多是被情緒推動作出不正確的選擇。

(2)權力與責任無法保持一致。在西方民主設計,政府權力來自人民,他們擁有決定誰當領袖的權力,但投這一票卻沒有重大相關直接責任!甚至多數民主選舉,選民可以不投票;就算他們投票,亦可以十分輕率,一點不神聖!例如英國公投脫歐,結果出乎意料——居然通過了!這時候英國也出現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麼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搜尋第一名!

(3)政治領袖去專業化。現代社會分工複雜,但政治領袖選舉往往由懂得推銷形象的政治素人,而非久經歷練、有政績的政治領袖得到權位,尤其是在互聯網年代。特朗普是一例;馬克龍亦不遑多讓,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時,他的政黨只成立了一年,他亦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

(4)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政黨競爭選民選票及政黨輪替執政的設計初衷,是希望在野黨監察政府,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政黨競爭違反人性之說,是基於人性貪婪權欲之念應被道德及制度抑制。但政黨競爭卻合理化政黨派別利益!在野黨不用講國家共同利益,還要歪曲常理以打擊執政黨,才有執政機會!

中央政治舉措的範式含意

宋魯鄭所說西方民主違反常識及人性的先天缺陷,或許未夠政治哲學深度,但符合過去幾十年西方民主實踐的常態。究其原因,《民主的危機》報告認為,最重要的是民主有效運作需要持續經濟發展,以及權威政府平衡不斷膨脹的個體私利!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家開始步入經濟及財政危機的常態化,但選民期望卻未因外部經濟惡化而有所抑制。競爭力稍弱或政治裂縫較多的國家,便愈加陷入此西方民主的先天制度危機,不能自拔!

宋魯鄭在法國目睹的黃馬甲運動,暴力程度與香港黑暴不遑多讓。但香港黑暴成因並非純西方民主,還有國家認同問題。這後者在三邊國家內並不成問題。港區國安法落實,香港成立國安執法機構,只是一般國家安全的常態而已。從宏觀角度,與兩份文獻討論的內容沒有直接關係。

至於完善選舉制度之修正,其要義有二。其一在於降低西方民主的直選部分,而這部分是西方民主內置制度設計的美德變成缺陷源頭之一。具體是降低分區直選議席;另增設選舉委員會產生議席;功能界別議席大致不變(廢除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其二是擴大選舉委員會人數至1500,除了選舉特首外,還選舉立法會新設立的40席。

中央這些措施會否如一些異議者所云,淪為利益私相授受、權力腐敗呢?因為政制組成的性質改變;由容易被野心家煽動、本身衝動及不負責任的大眾投票,轉變為少數人的政制組成的「大選舉團」,選舉特首及40位立法會議員。這一改變會否成為寡頭政制,為少數人利益服務呢?綜合來說,新局面是範式轉變,即除政治制度改變外,還包括背後的政治價值及社會動員力量,正面因素遠多於負面因素。

最壞時刻已過,跌跌撞撞,明天會更好

中央完善選舉制度,即除了保留直選,還增加間選成分,並排除反中政治力量。這種做法減少出現宋魯鄭所列舉的西方民主違反常識及人性之缺陷的機會;並徹底消除國家安全的隱患,發生大規模黑暴的時期已過;當然不能排除「孤狼」式恐襲。總之,香港最壞的時期已過!

况且,中國香港之上有位「教車師傅」的中央,其防止「政府通常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往績十分亮麗。根據西方的Alliance of Democracy及Dalia Research於2020年53個國家/地區的跨國民調,中國只有13%被訪者同意上述的講法,美國則是52%,各國/地區平均率為43%。按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主觀而言中國可算為多數人利益服務的「貴族」政體,而美國則跨入「寡頭」政體門檻。民主不單止是票選,就算是所謂「小圈子選舉」也是選舉,其實就是避免了西式民主上述宋魯鄭提及有歪常識及人性,及避免政治領袖去專業化等問題。「小圈子選舉」應正名為「同儕選舉」(peer election),也可以是好東西或壞東西,視乎是否有腐敗現象。中國政治傳統缺乏同儕選舉,但歷代除了科舉外,還用吏部銓選,即以品德、才能及政績推薦人才。今天中國沒有科舉,但仍有中央組織部的銓選,加上票選,如人大及中共各級票選及協商民主方式選賢與能,才有上述跨國民調的亮麗成績。

可以預見,這位有民主觀感績效的「教車師傅」,基於本身的聲譽,一定會盡全力協助香港特區做好政績工程。例如加強政治人才培訓、銓選推薦,做好施政。在中央的指導下,香港特區政府糾錯能力應大為提升,最重要的是嚴防政治投機分子、官員腐敗及懶政,即防止好東西的「同儕選舉」淪為「小圈子選舉」。就算有此擔憂亦屬正常,反映人性及政制的兩面性。基於香港政治制度組成的範式轉變,及中央的往績及糾錯能力,就算是跌跌撞撞——經濟轉型、土地房屋、治理制度、民心工程等均難度不小,還有中美博弈對香港衝擊!不過,最壞時刻已過,香港明天會更好的!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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