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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2020香港」系列|張炳良:社會深層次矛盾:解決「富裕中的貧困」 重拾「香港速度」 (09:00)

今年國慶日之際,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帶頭探訪劏房戶,有說日後「幹部」落區成常態;多名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亦有類似探訪,關心貧困。一些媒體視此為新風向。

其實司局級官員一直間有落區,訪問住戶、機構,並與區議員會晤,接受「落單」。政府也強調與民商議(engagement)、搞各種地區及界別諮詢會,各區民政處有地區「收風」之責,中央政策組又進行委託民調、撥款予學者智庫做公共政策研究,以助了解社會所需所困(本屆政府解散中策組,由新設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繼續其部分功能)。

在一直的運行機制中,政府不難掌握社情民情,太陽並非今天才由東方升起,但為何仍讓人以為如夢初醒呢?除非涉及視而未見、聽而未聞,或議而難決、知而難行。知道問題、提出目標容易,如何解決才見真章;開期票容易,兌現才是真正考驗。

社會深層次矛盾,講了多年,解說不一,甚至有指「一國兩制」維持港式資本主義,導致階級固化、派生深層次矛盾。解決當前困局,關鍵在於抓好窒礙社會發展的要害、緩和主要矛盾。

富裕中的貧困、自信失落

特區政府不見得自我陶醉。首任特首董建華,已提出解決四大迫切問題:住屋、教育、高齡化、產業振興,還嘗試改革公務員制度。曾蔭權提出理順十大矛盾關係,推動新興產業。梁振英主打房屋土地、扶貧,以及創新科技和再工業化,現屆林鄭月娥也把施政重點放在土地房屋、創科及教育。改革目標從來不缺,診症也算對頭,為何落藥如此困難、成效未能彰顯?

香港也非一事無成。醫療和教育質素,及公共交通效率,一直受國際好評,失業率長期偏低,信息流通及對外聯結發達,並為全球至安全城市之一,按世界銀行管治指標,位居全球前列。處理新冠疫情,縱有不足,但以確診率和死亡率而言,屬世界表現高端。若沒有發生2019至2020年的政治動亂,香港的綜合治理成績、工商專業和服務水平,毫不遜色於先進國家及內地大城市。

回歸以來香港經濟增長大致持續,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財政儲備驕人,可是貧富差距卻不減反漲,且出現中產「下流」,反映分配及再分配機制缺失。香港之病,見於「富裕中的貧困」,近年更受身分政治困擾,社會嚴重撕裂(註);結構性失衡和經濟轉型挑戰當前,自信失落(日後另文分析經濟)。「中環價值」繁華之背後,是劏房、在職貧窮和拾荒的長者,市民不滿現狀,普遍並不快樂,按2021年世界快樂指數,在約150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排第77名。

城市在老化,人口兩頭不安

城市在老化,區域內競爭日烈,不進則退。處於發展瓶頸,須好好思危,走出過時的治理範式,同時認清市場的局限及政府的有限,避免教條、浮誇。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解決結構性矛盾不能一步到位,關鍵在於突破點。

就人口而言,急須正視兩頭問題,使青年有所望、老年有所靠。今代年輕人覺得其前途和待遇,與高學歷不成正比,中產夢碎,部分反叛、質疑建制的一切,排外(尤其內地)情緒高漲。青年是社會未來,要解決他們的苦惱,帶來希望,須經濟與政治同步改革,決策具青年角度。

65歲及以上長者,20年後將佔人口三成,大大推高扶養比,對醫療安老造成沉重的財政、服務和人手壓力;且長者貧窮率已超過三成。高齡退休保障急須全面改革,過去已耽誤了不少光陰,不能再拖或只作小修小補。並要做好防病網絡,提升政策和規劃標準,締造「高齡友善」城市。

陷入容量危機,「香港速度」下滑

香港已陷入「城市容量」危機,「住屋難、置業難」成為跨階層市民之最痛。人口和建設密度愈高,人們愈感到失去城市空間、出行擠塞,故反對開發之聲日盛,並動輒把發展等同地產霸權、官商勾結,以及歸咎外人推高樓價。「擴容」急不容緩。

土地短缺,不是絕對性不足,而是「可供發展」的土地供應,遠遠落後於社會和經濟發展所需。這涉及規劃、保育、基建配套、社區「鄰避」心態(not in my backyard),以及近10年社會凡事「泛政治化」和「陰謀論化」等諸多限制與阻力。土地開發也需融資,但香港不缺資本,過去經驗是「利大於本」,前提是香港具備前景。

擴容包括人力資源。建造量和速度受限於勞工供應,及能否彈性處理外勞,而專業和服務行業也在在需才,但近來政治環境造成人才流失,移民日增。政府既需留人良策,也要積極吸納外來專才,並維持一個尊重自由、創作與創新的開放城市。

從前一切都「can do」(搞掂),如今「香港速度」下滑,受種種枷鎖束縛,出路在於克服體制、政策、程序、視角、取捨上的盲點和障礙。雖說新選舉制度下,議會文化有變,拖拉減少,但土地和規劃往往涉及私人及地區利益,仍須用心擺平,妥善補償安置,使社區有共贏感,而非霸王硬上弓,或如一些人以為凡事由人大釋法、「阿爺」開口便大功告成。天下沒有如此輕鬆的治理。

香港須檢視長遠規劃佈局,擺脫內向意識,視野跨越2047。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大灣區、港深加強合作的大前提下,調動社會資源和積極性,鞏固並提升香港實力,讓市民看到發展紅利惠及普羅,才可建立城市自信。

檢視長遠規劃佈局,房屋可否走新加坡模式?

解決住屋問題關乎重大民生,也有助增加歸屬感,應以公共房屋供應主導,並發揮槓桿效應,逐步改變由私樓市場主宰的格局。但能否大量興建公屋居屋,視乎土地(熟地)供應,短中期內,難靠大規模新區開發及填海,仍要依賴地盡其用、優化規劃、徵地、使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等,總之多管齊下,寸土必爭,讓市民看到政府決心。

未來的確可參考新加坡模式,此乃重大政策轉軌,同時不要低估對私人房地產的衝擊,畢竟香港現時房屋總量超過半數為私樓。若要公共房屋佔比達到新加坡般(八成),需時很長,且要土地供應源源不絕(即遠水),這是決定性因素。

欲速不達,幹大事需民氣

深層次矛盾所涉問題一環扣一環,社會上不同利益盤根錯節,不能只看表象,或靠一廂情願。「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語),要腳踏實地,不信口開河,創造條件也須考慮實際。愈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口號化,就愈難切實解決問題,欲速則不達。

有稱收回棕地閒置地,又或只要把地產商囤地拿出來,便可解決土地問題。但為何閒置、怎樣閒置、囤的是什麼地、開發潛力多大、如何重置棕地作業等,才是真正的問題。大規模收地發展,仍得面對不同利益者的反對反抗,這是政治問題,也是對施政「領導力」的考驗。政府不站穩人民中間,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就缺乏民氣去幹大事。

註:詳見張炳良(2021)《二次過渡——香港2020政局反思:危機與前路》,香港:中華書局,第6章「新世代的失落與焦躁」

(「後2020香港」系列之二)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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