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的發展
香港民主運動大約孕育於上世紀70至80年代，特別是1982年的區議會及1985年立法局選舉。那個時代，大家都不知民主體制會怎樣的發展。民主派前輩李柱銘及司徒華就這樣參加1985年立法局功能界別的選舉。他們的榜樣定下了民主派要在議會有其位置，或議會成為民主派捍衛市民利益的地方，但也可以說，議會成為民主派和政府互動的地方。很多時候是監察、爭辯，甚至衝突，但有時候也有合作、想辦法解決問題。這種互動，成為日後民主派跟政府互動的模式。1991年立法局的選舉，民主派更以政黨的模式進入議會，也以政黨模式跟政府互動。政黨—議會—政府互動模式從此定下來。
然而，這種政黨—議會—政府互動模式一開始就有個更大背景，就是當時的中英談判，不管如何，中英的談判及角力，也影響着香港的民主發展。不少民主派的前輩亦成為當時制訂《基本法》的草委及諮委。1989年天安門事件，令當時民主派人士跟中國政府決裂，沒法溝通，然而自1991年立法局選舉後，民主派在議會繼續政黨—議會—政府互動的模式，而民主派亦透過這模式，藉着香港政府，跟英國政府及中國政府接觸及互動。
政權是香港民主發展不能排除的持份者
民主派前輩很早就了解，政權是整體民主發展不能排除的持份者，這不止是香港政府，也包括、也必須包括背後不同的宗主國。
回歸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國兩制」一直依賴香港跟中央的互動而慢慢清晰下來；而在政制發展，也在於泛民政黨，透過香港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互動。當然，2005年、2010年及2015年的政制安排討論，是泛民政黨跟中央政府互動的高潮。2005年，中央政府還是在後台，而香港政府始終在台前。香港政府不斷游說，最終失敗。在2010年的政制討論中，中央政府已經走到台前，既主動接觸民主黨主席，也打開中聯辦之門，跟香港泛民人士討論香港政制的發展，最後達成協議，推動香港民主發展更大的一步。中央政府作為香港政制的持份者的身分，就更清晰了。
2014年，就特首選舉，中央政府訂下「8．31」方案，最後，泛民政黨反對有關方案。但部分泛民人士卻認為應該承接2010年的經驗，政制發展有多少要多少，逐步向前。這就成為「中間派」，即今天的「非建制派」。
但自此以後，議會出現極大的變化，政黨—議會—政府互動模式明顯出現很多阻礙，而2019年的修例事件，可說是政黨—議會—政府互動模式失去效能。泛民政黨無意跟政府溝通，香港政府也同樣放棄在議會跟泛民政黨的溝通。
不過，這不止是泛民政黨在議會跟香港政府互動的事情，激進泛民人士（溫和的泛民人士也被「挾持」進去）是要將中央政府作為香港政制發展的持份者身分撇開。中央政府明顯不接受。今天香港政制的新安排，不單是顯示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持份者的身分，可能更是主導者的身分。
非建制派人士的定位
事實上，泛民前輩為我們留下的兩個向度，在2019年的事件看到，它們其實是「二而為一」的事情，就是（1）政黨—議會—政府互動模式及（2）肯定中央政府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持份者，是互相影響。
今天不少非建制派人士來自泛民政黨。泛民前輩留下來的兩個向度，值得我們繼承：
（1）政黨—議會—政府互動模式
（i）這一模式確定了政黨跟議會的關係。非建制派人士應盡力在議會爭取議席，因為在議會，政黨可以跟政府互動。
（ii）政黨是在議會跟政府互動，即政黨不是政府一部分。政黨是要將市民意見在議會中表達，跟政府互動，從而改善施政。所以，政黨是要向市民負責及交代——不管議員是透過什麼途徑選入議會。
（iii）政黨是要跟政府互動，所以，政府不是政黨的敵人，不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政黨跟政府既是對手（opponent），也是伙伴（partner）。中間有張力，但這種張力就是改善施政的動力。
（2）中央政府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持份者
（i）任何香港政制的改變，都不可以沒有中央政府的參與及允許，這也是「一國兩制」的表達。因此，在現今的處境中，非建制派人士既在新選舉的制度下，力爭議席，同時，也可在中央政府公開的承諾下，尋求民主政制發展的可能。
（ii）基本法允許全面普選，而「8．31」方案允許市民直接選舉行政長官。非建制派人士在支持一國兩制的前提、在8．31方案基礎下，循序漸進推動民主政制進程。
（iii）簡單來說，非建制派人士如何幫助及代表香港市民在香港政制發展中，扮演另一個持份者，跟中央政府這持份者對話及互動？若然非建制派人士以上面兩個向度自我定位，他們其實只是繼承民主派前輩留下的榜樣，繼續推動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