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系列引述匿名消息的報道炒作後，香港富商再度成為箭靶。
先有《南華早報》報道香港富豪家族被中央限制選委會委員名額；後有路透社報道中央對地產商明言「遊戲規則已經改變」；再有「香港01」據說獲悉習近平在2018年一個內部會議上明言：「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雖然地產商已否認，但仍造成股市動盪。不少人隨即捕風捉影，大肆炒作。內媒「觀察者網」一篇約30萬次閱覽（至10月5日）的文章，揚言面對這些富豪家族，「必須做好長期鬥爭和調整的準備」。在內地提出「共同富裕」及調控房地產市場的背景下，形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鬥地主」氛圍。
香港理應是「資產階級專政」？
以上報道均暗示，過去的「遊戲規則」是由商人（特別是地產商）「話事」。有人揚言，「遊戲規則」改變意味着「《基本法》所保證的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已被改變」、「『一國兩制』已經蛻變」。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資本主義國家由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實施專政，道理上是理所當然的。所謂「資產階級專政」，是指資產階級支配及俘獲（capture）了政府，政府只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那麼，「一國兩制」下，既然香港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是否代表香港理應甚至必須是「資產階級專政」，否則香港就不成資本主義了？這涉及到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性質問題，以至「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回歸前的確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負責港澳工作的領導肯定這種觀點。1982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九七後的香港政策，時任總理趙紫陽說：「實質上，我們就是把九七後的香港政權，交給香港的資本家了。」
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副主任胡繩指出：「香港既然保持資本主義，它所實行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
新華社香港分社原社長許家屯則認為：「未來特區政權應是資產階級為主……它基本上屬資產階級性質。」
也有人不認同此觀點。
新華社香港分社原副秘書長黃文放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當然要由資產階級掌控」的觀點屬機械式的思想，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管治方式，就非常講究『權力均衡』和『社會均衡』，在統治權力結構中，並不偏重資本家，甚至要極力迴避」。
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副司長的張祥霖則認為，「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所以要照顧資產階級的利益。但香港也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能只單方面照顧資產階級的利益」。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原意和原則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况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首先，「一國兩制」下，香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內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區域，而非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其政治體制的性質是地方政權，而非國家政權。
其次，香港政治體制要以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為目的，必須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換言之，香港政治體制是資本主義性質，發揮着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保障私有制及私有產權，以及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功能。
不過，基本法草委蕭蔚雲教授強調，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必須有利於香港的繁榮與穩定，而繁榮不是保護某一階層的利益而忽視另一個階層的利益，而是要兼顧各個階層的利益，妥善處理好政治權力的分配，以及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和相互關係，合理地分享所創造的財富，以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可見，中央為特區政治體制制定「均衡參與」原則的目的，是防止資產階級支配及俘獲特區政府，使政府淪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由跨階層組成、代表跨階層利益的特區政府，要保障資本家在政治體制中必要和適當的參與，維護和保障資本家的合理利益，同時要兼顧其他階層的利益，包括基層和中產，不能向任何一個界別或階層傾斜。
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佔優勢，發揮較大影響力，這很正常，而政府維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措施，往往容易產生有利於資本家的效果，但不代表特區政府扮演着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角色，只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
因此，認為特區政治體制被中央設計成由資本家掌控，甚至斷言是故意讓「資本家治港」，這些說法明顯失實。當然，認為中央不再重視資本家的意見，資本家就此失去其角色和影響力，也是不符事實。
值得一提，由商人擔任特首，不代表就是「資產階級專政」。董建華雖是商人出身，但他任內所推動的各項政策，處處反映出維護基層利益的施政理念和方針。
特區政府的角色和責任
「一國兩制」下，中央盡量不干預香港本地事務，保持香港繁榮與穩定的重任便落在特區政府身上。特區政府的角色和責任都很大很重。
設計行政主導的行政長官制的目的之一，是賦予特區政府相當大的治理權力，以扮演積極的主導角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管控、調節、疏導與緩和社會矛盾，來保持香港繁榮與穩定。
然而，在「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理念和官僚主義思維影響下，特區政府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以土地房屋問題為例：特區政府在房屋和土地供應方面一直佔主導地位，更是地產市場遊戲規則的制訂者。地產商面對的法規及程序的限制和規管不會少。雖然有個別的違規行為，但整體上地產商整個生意流程都是依法進行。只是政府長期「不作為」，沒有做好應該要做的角色，沒有負起應該負的責任，才導致土地及房屋問題日益嚴重。我們總不能一味怪責遵循遊戲規則的贏家，而不怪責管理這個遊戲的負責人。
讓特區政府做好設計制度時所訂定的角色和責任，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把矛頭指向商人，將商人視為罪魁禍首，挑動市民仇商恨富的情緒，只會激化矛盾、危害社會穩定，並掩蓋問題的真正成因。且看今天發表的《施政報告》，會否帶來一些改變。
（作者按：本文只代表個人立場，不代表任何團體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