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三次分配的說法，坊間對於幾多次分配的討論沸沸揚揚，這涉及到社會責任誰負。這個分工問題，涉及到各個機構，包括企業、政府及社會其他團體要盡的責任。以下會先陳述理論，然後以影響香港最深的房屋問題作例。潮流興講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但由於我讀的都是舊書，以下還是主要用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論述。
賺錢與做好事的關係
賺錢就是好事：根據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說法，基於經濟理論及以自由為基礎的道德概念，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在不違反法規及道德風俗的情况下「賺到盡」。換言之，企業透過賺錢行為達至經濟效率，從而履行其社會責任。容許沒有效率的企業在社會生存，是消費者的損失，因為消費者需要付出較多去購買同一樣的商品。管理層不應該用公司錢做善事，因為公司錢就是股東錢，股東想做善事就用自己所得去做，而不是叫公司做。如果管理層理性，但公司又走去做善事，是因為那些善事其實可以幫公司賺到盡。
政府要做的就是將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歸一。有些企業在生產時會傷害到社會，「錢就佢賺，損失就市民承擔」。因此政府的責任在於匡正市場失衡及公眾利益受損的情况，並令市場公平開放，維持法制治安，使商業能順利運行。
賺錢同時做好事：另一個對於社會企業責任的看法，是要考慮到其他持份者，包括員工、融資者、供應商、社區、整個社會、股東等。這個觀點認為企業的存在需要社會接納。企業得到社會給予的一些優勢，例如有限責任、無限壽命、特別稅收待遇等等，因此做決定時，要考慮對社會的影響，以兌換這些好處。
這個看法的問題是企業的目標並不單一，管理層如何衡量不同目標的比重、在不同目標有衝突時如何化解，都是絕不清晰的。要評核一個企業有否盡到責任也不容易。
錢賺來做好事：美國20世紀初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認為，企業家發達是為了成為慈善家，並呼籲其他有錢佬要用錢改善社會。企業要搵得多錢，才能惠澤世人。他死前將自己差不多九成的資產捐給慈善機構、基金及大學。
做好事來賺錢：美國企業家及慈善家羅森沃德（Julius Rosenwald）提出doing well by doing good。Good是為社會做好事，well是企業營運的優秀成績。意思是企業能夠針對社會問題營商，便能一邊搵錢一邊盡社會責任。解決到社會問題，業績自然好。
兩位企業家都是激進的創新者，現代管理學之父杜拉克（Peter Drucker）應該較同意後者。企業的存在，就是為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將社會挑戰變成商機。
商善協作補政府不足
Peter Drucker認為，政府的弱點是死板，目標眾多，政府要解決社會問題，有太多的持份者要兼顧，而且沒有效率，不適應社會形勢。企業或非牟利的第三界別（third sector），好處是能夠將困難重重、複雜多變的社會問題，斬開成為簡單的、清楚的問題，逐一擊破。它們可試驗不同的方法，在市場及第三界別行頭裏各自競爭，亦驅使它們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精益求精。因此，政府在第二次分配後得到的資源，應該下放給第三界別執行，這樣可提升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益。
回到香港的土地問題，原來土地大辯論已是2018年的事。到現在解決土地問題十畫未有一撇，土地共享計劃剛剛才有幾個申請，一個都未批，更遑論有樓起到出來。房屋供應長期不達標，其他方案也沒有定案。其實自回歸以來，董建華時期開始，歷任特首都說要解決房屋問題，但沒有人成功，結果就引證了上述所說的，政府解決社會問題，困難重重，等到蚊都瞓。最後夏寶龍必須出聲，定下目標，要求香港解決劏房問題。
政府自知力量不足，所以近年積極與第三界別合作提供過渡性房屋。去年的《施政報告》，政府承諾3年內提供1.5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
這幾年有不同機構，小規模地推出一些單位給有需要的家庭申請，例如香港房屋協會計劃2028年重建的筲箕灣明華大廈，部分騰空了的單位翻新後，可給有需要、正在輪候公屋的家庭申請。九龍城樂善堂小學，改建成過渡房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營運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找業主捐出單位，然後由公益金贊助房屋裝修及服務開支，並成為房屋中介，將單位分配給受助人士，計劃運行了3年，提供了500個單位。建制組織新界社團聯會服務基金，也申請撥款，將在錦田提供1020個單位。
不同發展商也有捐出農地，興建過渡性房屋，給予福利機構營運，整體供應加起來無一萬都有幾千。那些福利機構強調要建立社區網絡，以人為本，而非把單位派了就功德圓滿。社福機構「要有光」甚至強調「向上流動訓練」，要求受助人訂立個人發展目標，有點像發展中國家的社福機構向當地居民提供訓練，教導他們理財及投資等概念，有助他們人生規劃。
以上多個項目，都顯出商界及第三界別比政府靈活與積極。首先，第三界別了解受助人需要，令他們除了住屋，也享受到社會服務。商界則有錢有地，如果等政府做，供應數量不會有那麼多，等供應等到天荒地老。二是社福機構由規模小的共享房屋計劃開始學習管理，積累經驗，到有2000戶的村落，服務會愈來愈熟練。三是機構間可以互相參考不同實行方法，改善服務。競爭使商界紛紛仿效，人捐我又捐，為善不甘後人，使規模擴大。
企業賺錢解決土地問題
有人攻擊發展商捐地，是為了之後改變用途，興建住宅項目。過渡性房屋過了城規，就可以興建基建水電，使其更適合發展。若這些土地本來就是閒置的，那麼短期內讓更多人受惠，長遠轉做房屋發展，增加供應，不失為一件好事。即使他們捐地最終是為了公司營利—— 一如佛利民所言，但做善事使未來土地供應更有效率，對社會也有好處。地產商捐地給窮人住，同時賺買家錢，從買家手上賺錢後分給窮人，大概也算做了第三次分配。馬會是慈善機構，賺賭仔錢，然後捐錢叫人戒賭，原理一樣。
近來最新發展，竟然是有發展商成立諮詢委員會——新世界發展成立「新世界建好生活」，委員會探討社會住屋困境，並研究解決方案。以往諮詢委員會通常都是官方組織，具官方地位，並有官守委員；民間的類似組織，有親建制的、中立的，也有反地產霸權的，百花齊放，多是做論述和游說。今次由企業牽頭，除智庫式齋噏外，以其財雄勢大的背景，甚至有機會有實際行動，成為首個以「真係起樓」方式支持第三次分配的企業，這又是本地ESG的突破了。
參考資料：
Drucker, P.F., "Converting Social Problems in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New Mean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6, no. 000002 (1984): 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