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段時間，香港各界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誕辰。新時代之下，一系列關於黨史的電影在香港上映，不少電視台亦推出黨慶節目，希望以此增加港人對中國內地，以至於中共，有更深入的認識以至認同。然而，在電影和電視節目充斥香港各大電視台和戲院的時候，香港卻面臨着一個尷尬的位置，也就是與這段歷史在物理上相關的物件，因為香港政府長期忽視保育政策，而損失殆盡。
對於一般香港人來講，中共在距離上似乎很遙遠。當談及中共歷史的時候，那些發生在浙江嘉興、上海、陝西延安乃至北京的歷史事件，似乎距離香港人很遙遠。無論是對於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人而言，抑或是對於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中共的存在都不像在內地般直接。慶祝黨慶對於香港來說，在感官上好像是慶祝一個與香港沒有直接關聯的事件。
歷史悠久的密切關係
中共在香港的大規模活動，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的印象，都是戰後才日漸明確。尤其是在六七暴動之中，當時在港的不少中共組織都參與其中。然而事實上，早在1949年之前，中共與香港的關係已經非常密切。
例如，陸恭蕙的研究指出，早在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中共已開始嘗試介入香港事務。到了1924年中，中共中央決定在香港成立黨組織。雖然在當時，中共組織並不大，人數上甚至可能在今日只是一個地區組織的級數，但是這些卻一再表明中共與香港的聯繫，在歷史上要比人們想像的接近得多。抗戰爆發之後，英國殖民政府允許中共在香港建立一個辦事處，於是中共在中環皇后大道中18號以粵華茶葉批發公司的名義，建立起八路軍駐港辦事處，進行港澳及海外華僑的統戰工作。除此之外，在香港淪陷之後，該辦事處也協助轉移營救在港的中國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到安全地區。
抗戰期間，中共領導人甚至曾經親自來過香港。1938年，葉劍英就曾經下榻元朗的「蔭華廬」。後來的國家總理周恩來在早年也來過香港，在港九各處留下不少足迹。1946年成立的達德學院更是進一步顯示了建國前中共在香港的存在，雖然學院在兩年半之後停止運作，但是依然培訓了約740個人才。
從上述簡短的介紹可以見到，中共實際上早已與香港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並且在港九新界各處都留下了不少的痕迹。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在香港的存在不僅僅限於中聯辦，在歷史上早就在香港非常活躍。
忽視保育的尷尬
適逢百年黨慶，回歸中國24年的香港自然不會缺席這個全中國的盛宴。然而當人們試圖重新尋找中共在香港留下的豐富足迹的時候，卻發現舉步維艱。這正是從港英時代開始，直到現在依然依舊的保育政策為香港帶來的尷尬。
戰後的香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對舊建築的保育一直處於一個消極的態度。無論是極具英國特色的舊郵政總局大樓，抑或是充滿南洋色彩的萬金油花園，或者是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多知名故事的轉角唐樓以及戰前唐樓，統統都沒能留下。其中當然有發展上的考慮，也和當時對於古舊建築保育氣氛不甚熱烈有關。在着重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下，作為對這些建築有生殺大權的古物諮詢委員會的組成成員，有不少並非歷史學界的人士參與，這種安排使得有些時候發展的聲音壓過對歷史文物的無條件保護，造成了包括前面講到的不少歷史建築的消失。
另一方面，是否保育歷史建築的決定，往往和建築背後承載的歷史意義有關，而應該關注什麼樣的歷史價值，則是和時代的背景有密切關係。在過去，港英政府一直對於和中共甚至中國20世紀革命有關的歷史建築未有特別的保護。例如現時被列入孫中山史蹟徑的地點，其原本的建築物大部分都已經被拆卸，再例如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舊址，在幾乎沒有任何討論的情况之下遭到拆除，變成今日新世界大廈（亦有指是今日太平行）。這兩個例子，都反映了港英時代對近代中國相關的歷史建築缺乏足夠關注。
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的保育政策沒有隨之而有大幅度的改變，給市民的印象往往是推一步做一步。就以近年來皇都戲院和主教山蓄水池為例，都是在即將拆卸或者發展引起民間熱烈討論的時候，政府才出面考慮保育的問題。尤其是當涉及到私人物業，而該建築物是中式建築的時候，保育往往會以失敗告終。這個一方面當然要考慮到一國兩制之下政府對私人產權的保護，但是政府也不是毫無工具可以使用，更多時候是用或者不用的問題。
當市區的歷史建築逐漸消失的時候，位於新界鄉郊的歷史建築則由於發展的腳步尚未來到而得到保留。然而古蹟辦和古諮會卻未有積極地為這些建築物評級及保護。以葉劍英曾經入住的「蔭華廬」（即潘屋）為例，該建築物位於元朗博愛醫院附近，以傳統客家設計興建。日佔時期，它被日軍徵用作為憲兵指揮辦公室，是抗戰時期元朗的重要見證；資料指出，1983年尤德夫人曾到來參觀，在1985年它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然而直到2010年才確認評級。潘屋被私人買入，並曾經計劃發展為私人住宅，最後不果。其後由於長期丟空，建築附近雜草叢生，建築物本身也缺乏足夠的保養。
保育其實是政治問題
政府雖然早就已經知曉這些建築物的存在，卻一直以來都未有足夠的重視。在提倡兩地融合、進行中史教育的新時代，香港對於和近代中國有關的歷史建築之保護，遠遠跟不上新時代的要求。相比內地各省市對涉及中國近代歷史的建築物的保護，香港似乎依然停留在英國殖民時期一樣，對這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不聞不問，不推就不作為。
政府可能認為古舊建築物的保護不是迫切需求，殊不知保育其實是政治問題。什麼歷史文物可以留下，什麼歷史建築可以為發展而犧牲，背後都反映了當局對於應該為當地保留什麼樣的歷史的價值觀念。今日香港要融入國家大局，卻對本地擁有的、與內地密切關聯的歷史建築不加以積極保護，恐怕在這方面可以說是連內地二三線城市都不如。政府如果不積極行動，下一個國家紀念日又會遭遇想要紀念但是見證物早已消失殆盡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