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我在《明報》觀點版發表了〈後2020香港：變與不變〉一文，勾勒香港變局，指出「一國兩制」面對九七回歸以來最大的挑戰和變數，但仍是國家和香港唯一的選項。我由今天文章開始，撰寫若干「後2020香港」系列評論，從管治角度，探討香港現處轉折點、社會深層次矛盾、民主派前路、建制派再定位、行政主導和改革，以及經濟轉型等課題。
中央重訂基本點
二次過渡，中央重訂基本點，包括：（1）不能挑戰「一國」及國家安全；（2）中央全面管治；（3）愛國者治港；（4）香港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5）立足大灣區，港深加強合作；（6）徹底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上述要求並非全新，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早有部分論述脈絡，一些因應形勢重新表述，加強力度、緊縮尺度，以前隱晦的現在說得明白，曾有的灰色地帶今為勢所消失。
官商專社、建制泛民等政治板塊，重新洗牌，說白了，皆因中央對香港的「忠誠」存疑。有曰撥亂反正就是收緊政治、保持經濟自由、整頓意識形態。中央修正對港政策，有迹可尋。至2019年爆發政治危機，香港內部撕裂、分離主義擴散，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且外力介入，美國「圍中遏華」，以香港之亂衝擊中國政權和制度，使北京深感顏色革命威脅國家安全。
近年亂象可追溯至回歸後各方未好好珍惜「一國兩制」下得來不易的歷史妥協和矛盾統一，不善於政治「園藝」（gardening）之術。《基本法》留下兩個未解的基本問題，即雙普選和國安立法的落實，一直困擾本地政治。而且，治港思維保守內向，拙於開創新局，又怕動輒得咎，失去拼搏突破精神。泛民陣營沉迷於防守及我城中心主義，目光短淺，因小失大；而建制派角色模糊、重政治正確，官僚系統過分因循、不夠進取，工商專業守業性強但創新不足。加起來造成一個拖拉式僵局，不認真面對挑戰，只吃老本。
2019年是香港理性的黃昏：官方危機處理進退失據，抗爭者只知勝而不知敗，讓撕裂加劇；反對黨派弄不清欲搞改革還是一場回不了頭的革命；社會發高燒，起哄亢奮下甚至專業與政見混淆，批判與癱瘓政權成一線之差。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制度倒退，優勢變劣勢。
擺脫兩極宿命觀
中央出手，鎮住了局面，但後遺仍在。若不致力復和、修補裂痕，則香港或長期陷於「一個社會、兩個生活世界、兩種宿命觀」。
悲情者抵制政府，認定香港沉淪、再無港人治港、只剩下專制，有鬱鬱寡歡、意志消沉，更有終日唱衰香港，構成其中一種宿命主義。另一頭的極端思潮，處處質疑香港過去賴以發展的制度和價值，認為公務員敗事、司法不可靠、精英缺乏忠誠、政黨和議會誤事、教育出事、媒體鬧事，好像香港什麼都已不行、只能靠中央，內地城市什麼都比香港優勝，何嘗不是另類宿命主義、對港人治港投以不信任票？
兩類宿命主義若成立，則香港的確再無可作為。但現實世界是複雜的，有危有機。要擺脫宿命觀，須先重新檢視走過的歷程，弄清哪裏出了問題，什麼是真問題、什麼是假命題，而非事事想當然、陰謀論，否則找不到實在出路，更把嬰兒隨洗澡水一併倒掉。大亂後求大治，但結果不盡必然。前路挑戰多着，勿以簡化修辭輕輕帶過，徒有自我感覺良好的樂觀，也要摒棄盲目的悲觀，實事求是，汲取教訓，才談得上真正重新出發。
往後發展三大要素
香港往後發展，受三大要素左右：（1）香港化解內部矛盾的能力，即治港體制和質素；（2）站穩國家利益，貢獻香港所長，取得中央對香港價值的肯定；（3）應對國際地緣政治變化，發揮好「中國香港」的作用，不自我孤立，維持自由開放，海納百川，廣交朋友，且要超越英美澳等傳統海外聯繫，因為AUKUS打擊中國，也會針對香港。港人須走出身分困惑，本土與國家不應對立。中央愈對香港放心，香港才愈有自由和自信，「一國兩制」才可行穩致遠。
普選和國安立法兩個長期問題，都已為急變形勢所「解決」，今後似再無懸念。不過，民情暗湧未散，追求民主之心不息。雖說國家安全和愛國者治港已成主軸，但不自動帶來良政善治，仍須靠實幹和重返群眾之中，並改革治理制度，贏回民心。管治路途崎嶇，慎防情急下矯枉過正（overkill），衍生新矛盾、新怨氣。
無奈香港已陷入顏色社會，黃藍互相否定，過去的「和而不同」、各自表述的自由包容，逐漸失落，這才是香港走下去的最大憂慮。亂象已見，缺失亦知，但需明白治或亂乃開放必有之可能，關鍵是善用開放、善於疏導，靠陽光而非北風讓市民把心扉打開，同心並行。中央要走出直管和不直管之間的尷尬，堅持港人治港，理順問責。
香港已到大改革臨界點
「分配」危機日益嚴重，近年明顯反映於住房、貧窮、社會流動等問題，雖然並非政治撕裂的主因，但確加深人們對「一國兩制」的懷疑，以及對特區管治的怨氣怒氣。部分年輕一代只見disenfranchised（票權失落）下再dispossessed（生活上被剝奪）的噩夢，助長身分政治走向極端甚至暴力。
香港已到大改革臨界點，「如何變革」涉及視野、政策和凝聚社會的能量。經濟民生固然離不開政治，但政治也有其義理邏輯，故對過去兩年的政治動亂和管治危機，須有正確而全面的認知。若以為聚焦解決社會分配、避開政制問題，就可長治久安，過於一廂情願。現實上，政治之結解不了，社會深層次矛盾也難全城一心去解決，這是迴避不了的循環。去除泛政治化不等於去政治化。
多元利益社會必存在分歧分化，正規政治要起疏導整合作用，需悉心發展。當正規政治失效，才會造就極端化以至挑戰體制之舉。維護體制秩序靠懂政治、處理好政治。這一點往往是不少未經政治洗禮（包括選舉）的行政官僚和只視公務為服務或爭取名位的人難以掌握的。
窮途未致末路，柳暗可以花明？
過去10年（特別是「佔中」後）的亂，在「一國兩制」下，不是一般的動亂或顛覆，中央的回應也不是一般的平亂，最終還是回到「一國兩制」。回歸時的假設再難以立足，日後模式是新條件的「一國兩制」。大環境已變，在國家的制度自信下，已進入由兩制競賽（鄧小平時期曾說）變成另制配合主制的格局，而國際地緣政治下，只有國家好香港才好，對此港人要心中有數。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冒起是怎樣的新時代，市民要坦然面對，並參與塑造。往後香港，究竟只具殘餘價值，還是仍有無限風光，港人應不亢不卑。樂觀與悲觀乃同一銅幣之兩面，香港尚有不少經濟和社會資本，視乎能否善用。在消極和積極不同劇本之間，有人悲觀而去，更多人留下再闖，容或由低點再出發。窮途未致末路，柳暗可以花明，後2020香港，進入大時代的抉擇和考驗。
（「後2020香港」系列之一）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