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冠病毒疫情，世界上出現了「清零」和「共存」兩派防疫策略，勢必深刻影響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格局。香港要與內地通關，就必須採取「清零」的措施；要聯通世界，就要面對一些地方「共存」的現實。這彷彿令香港陷入了某種夾縫之中；但這種處境也有可能成為香港聯結中國與世界的新機會。在經貿關係和社會民生並重的前提下，大灣區（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GBA）架構為香港實現這一可能提供了便利和優勢，而作為「聯結中國與世界」的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也將是「Hong Kong in the GBA」。
香港彷彿處於「清零」「共存」兩派夾縫中
隨着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和疫苗的研發使用，對於如何防疫已經出現了「清零」和「共存」兩派策略：前者以中國內地為代表，強調在外防輸入的同時實現零感染；後者則包括了歐美一些國家，主張在確保醫療體系正常運作的情况下與疫共存——當然這兩者都需要足夠的疫苗施打率，並且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動態調整，因此本文不打算評價這兩者本身的利弊。但顯而易見，這兩派差異性的策略如果長期延續，勢必會造成一個充滿分割和斷裂的後疫情世界，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格局都會深受影響。
在這種情勢下，香港彷彿處於夾縫之中：要與內地完全通關，就必須採取嚴格的「清零」措施，但這樣就要與世界上「共存派」的地方隔絕相當長的時間；如果要盡快接入「共存派」，則與內地的通關就遙遙無期了——兩邊都有巨大的利益，於是難免就在兩邊游移不定，想要兩全其美而不可得。例如最近宣布的「來港易」，雖可視為有限度與內地恢復通關的嘗試，但香港的防疫措施並未獲得內地的認同，因而未能獲得來港人士返回內地的隔離豁免，「來港容易返回難」，其效果可想而知是極有限的。
再思「聯結中國與世界的通道」
但是困境也會提供機會。回顧歷史，香港在戰後經歷的繁榮，一定程度上也與處在當時世界兩大陣營的夾縫中、作為「聯結中國與世界的通道」有關。當然，現在的情况已經與當年有很大不同：中國內地並未放棄開放政策，反而強調要提高對外開放水準；香港也不再是世界殖民體系的一環，而是中國主權範圍內「一國兩制」的特別存在。因此香港無法直接複製當年的經驗，而是必須基於現實、重新做全盤的思考。
筆者曾經主張建立大灣區範圍的聯合防疫機制，並以此為契機推動大灣區機制向社會民生轉型。現在看來，這一思路對於推動香港成為後疫情時代中國和世界的聯結通道、重新找到香港的定位，也不無裨益。
必要時可在大灣區探索不同防疫措施
大灣區是中國經濟內外雙迴圈的關鍵連接點，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香港優勢明顯。大灣區所在的廣東省經濟總量長期居全國第一，貨物進出口總額也長期佔全國總額的兩成以上，即使在疫情期間也未受大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大灣區在規劃上也強調了國際化因素。疫情之下，以原本就外向型經濟發達的大灣區作為緩衝，在「清零」的同時保留一個與「共存」地區有效往來的管道，必要時還可以在大灣區探索不同的防疫措施和尺度，這些對於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香港原本就在許多領域具備了「聯結中國和世界」的基礎，而大灣區框架既能直通最高層、又能及時收到前線的回饋，大灣區在地緣上也可以成為香港的腹地，這些都增加了制度措施上騰挪輾轉的餘地，成為香港在後疫情時代有效聯結「清零派」和「共存派」的基礎。
大灣區聯合防疫機制 重在協商而非「一樣」
這種聯結的前提在於，無論內地還是世界其他地方，都能將香港視作合理的出境地點，而關鍵仍在於國家認可香港的防疫狀况和措施。因此，在當前「疫苗氣泡」的基礎上，大灣區整體的聯合防疫機制必不可少。聯合防疫並不意味着要採取完全一樣的防疫措施，而是建立常態化的溝通與協商機制，尋求對各自防疫資訊和措施的理解與認同，在面對國家相關部門時盡可能形成大灣區一致的意見，同時建立大灣區內部防疫措施的協調機制。在這個框架內可以達成許多防疫合作，包括協調相關概念（如「本地個案」、「密切接觸」等）的統計口徑，在此基礎上建立各種及時有效的資訊交流管道；盡可能地共用醫療和防疫資源，建立跨境疫情監測和防疫服務制度，在此基礎上讓「來港易」能豁免返回內地時的隔離限制而變得更有吸引力，等等。
防疫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這種聯合防疫也就不能僅限於商務和經貿，而同樣要關注日常生活和社會民生。也唯有如此，「Hong Kong in the GBA」才能更好地面對疫情給世界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