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比60萬個因為填錯表而未能如期取得消費券的市民，包括了我們在新聞鏡頭前見到的憤怒長者，更加感覺到不高興和倒楣的人，相信便是負責這個計劃的主要官員，特別是財政司長。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財政司長可以再選擇多一次的話，他會不會改變主意，取消推出消費券的念頭，一如既往地直接派錢？諷刺的是，到頭來，從實際效果來說，「消費券」和「直接派錢」的作用可能是完全一樣。
「消費券」和「直接派錢」相比，有什麼地方更加優勝？依然記得，財政司長提議推出消費券，而拒絕直接派錢的主要理由，是消費券更能有效刺激市民的消費，更能拯救在新冠肺炎下的疲弱市道和經濟。支持這個論點的主要邏輯是，如果政府直接派錢的話，市民有機會把錢儲起來，而不是用作消費，因而未能確保有刺激經濟的效果。
基於這個原因，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消費券的初期，政府原本的構思是把5000元的消費券分開多期發放，以達至持續刺激經濟的效果。這個建議，最後在多方的抨擊，指摘把方案變得複雜和瑣碎下，政府才順應民意，把發放的次數減少。畢竟，以金額計算，在202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每名市民是獲派一萬元，如今只有5000元，已足足「縮水」了一半。
須了解公共財務上「可互換性」概念
要明白「消費券」是否比「直接派錢」更有效刺激消費這個問題，便必須先了解在公共財務上的「可互換性」（fungibility）的概念。簡單來說，它是指不同項目的消費或開支其實是可以「互相交換」，所以即使政府規定（earmark）了一些資源的用途，甚至用立法的形式來加強其「強制性」的效能，最終也無濟於事。
在公共財務上，由於「可互換性」的緣故，使資源不能按「立法原意」而被運用的個案和例子比比皆是，「可互換性」的影響亦已成為了相關的研究和政策上的基本常識。其中一個頗多被引用的研究，是Spindler刊登在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學術期刊，題為The Lottery and Education: 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中文可譯作「彩票與教育：拆東牆來補西牆？」的著作（註）。
美州政府賭收用於教育 原本開支卻可作他用
在美國，一直以來，賭博和彩票皆是不少州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但是，因為道德和有機會增加罪案等種種因素，依靠賭博來支持政府的開支始終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容易招人異議和反對。為了把這個收入的途徑「漂白」，州政府往往會堂而皇之地公開宣告，並會用立法支持，「規定」來自彩票的收入只可以作教育的用途。
從一個表面和單純的角度出發，這一個立法規定的指定用途，一定是效力宏大，立即把教育的開支大幅增加。理論上來說，立法後新的教育開支，應是原有的教育開支，再加上由彩票得來的額外收入。不過，世事往往事與願違，現實的情况卻並非如此。Spindler的研究發現，各個有相關指定彩票收入作教育用途的州份，不但沒有如上述的假設般，教育的開支有大幅增加，一些州更出現了相反的情况，教育的開支不升反跌。
開支和消費的「可互換性」，是解釋這些奇怪和異常現象的原因。雖然有法律指定彩票的收入只可以用在教育之上，但是原本用在教育上的開支，皆可以自由地被州政府調作其他用途，這正是開支的「可互換性」的意思。當教育多了由彩票得來的額外收入的時候，州政府卻可以調走原本用在教育的開支，放在其他項目，使教育的開支並沒有像預期般增加。而當州政府調走的開支，比來自彩票的收入為多的時候，便會出現教育開支不升反跌的尷尬現象。
消費券可用於日常開支 「更多額外消費」非必然
把同樣的道理和分析放在香港消費券之上，基於「可互換性」的存在，我們便難以得出「消費券」會比「直接派錢」更能有效增加消費的結論。理由很簡單，雖然政府可指定市民使用消費券來消費，並要在指定時間內把金額用完，但由於開支和消費的「可互換性」，市民大可把「消費券」用作支持原本自己的日常開支，而抽走原本開支的金額作其他用途，甚至是政府最不願見到的把它儲蓄起來。因此，「消費券」會比「直接派錢」帶來更多額外消費的情况並非必然存在。
如果要保證做到「消費券」會比「直接派錢」帶來更多消費的結果，「消費券」的金額必須很大，使市民不能完全把它用作頂替原本自己的日常消費，而必須增加開支把消費券用完。假設較極端地說消費券的金額是10萬元，一般家庭每月的開支絕不會有此數，這些家庭要用盡消費券的利益的唯一方法，便是增加開支。不過，由於政府出手太低，消費券的金額只有區區5000元，而且還要分期發放，平均一個月只有1000元左右，市民絕對不難把這數目用作支付平日的既有開支，而不是作出任何「額外」消費。
政府推計劃應計算社會成本
到頭來，「消費券」和「直接派錢」的經濟結果可能是完全一樣，政府不能透過消費券強迫市民增加消費。可是，「直接派錢」的優勢是政府之前已做過不止一次，行政成本較低之餘，市民也已經熟習。這亦反映了政府在計算計劃的行政成本時，不能狹窄地只看自己的官方開支，整體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包括了市民填表和交表、了解新計劃內容的時間等民間成本，也應計算在內。
在兩者經濟效果相同的情况下，「消費券」的好處主要是有利於官員而多於一般市民。消費券的特色是夠創新，起碼在香港從未推行，這可以成為官員的政績，亦有助推高民望，使仕途有機會更上一層樓。可惜，如今派消費券居然派出了民怨和民憤，反而成為了政治包袱。
註：Spindler, Charles. (1995) "The Lottery and Education: 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15(3): 5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