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法庭審理一宗5歲女童於2018年被父母虐待致死的案件，再度引發社會人士對保護兒童的關注。政府更是快馬加鞭，成立跨政策局工作小組，探討立法制定強制虐兒舉報機制，以及就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設立「沒有保護罪」的建議，考慮向沒有採取合理步驟保護兒童的相關工作者施加法律責任。國際培幼會對政府密切關注本港兒童受虐情况表示欣喜。然而，要創造理想環境守護兒童免受傷害，政府必須建立妥善的守護兒童機制，才能讓相關兒童工作者在虐兒事件上真正做到「及早預防」和「有效介入」，保障兒童的福祉和安全。
事實上，除了近期駭人聽聞的家暴案件之外，兒童在機構如學校、補習社、興趣班等受到傷害或虐待的案件也是屢見不鮮，反映兒童在家庭以外的環境亦面臨相當程度的受傷害風險。要全面守護兒童，政府必須採取以下措施，才能讓兒童相關工作者有足夠支援，及早預防並介入機構內發生的懷疑虐兒事件。
（1）鼓勵兒童相關機構制定守護兒童政策
虐兒事件的通報，只是保障兒童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要及早預防虐兒事件在機構內發生，政府應制定相關標準，鼓勵機構訂立「守護兒童政策」，才能溯源根本，減少兒童在機構內受傷害的風險。
國際培幼會留意到，社會福利署已於2020年修訂《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內容初次提及機構應制定政策，「以預防虐待兒童事件及妥善處理懷疑虐待兒童事件」，但卻沒有為相關機構政策的內容提供整體指引。
相反，不少國家如英國和澳洲，都已頒布全國性的守護兒童最低標準，要求並支援兒童相關機構訂立「守護兒童政策」——以一系列措施預防機構內出現傷害或虐待兒童的事件，當中措施包括制定工作人員行為守則、為人員提供守護兒童培訓、確保兒童安全的風險管理措施、訂立免受歧視及報復的虐兒事件舉報政策等等。
政府在向兒童相關工作者施加法律責任之前，是否亦應效法其他國家的做法，為各界兒童工作者提供有力的支援，讓他們能採取有效步驟守護兒童免受傷害？
（2）保障舉報者權益
除了採取一系列措施及早預防兒童在機構內受到傷害，對懷疑虐兒事件的有效介入亦非常重要。如果機構在出現懷疑虐兒事件後沒有正視問題所在，反而為了保全機構名聲而強行把風聲壓下來，那麼機構守護兒童的承諾也只會淪為空談。
事實上，不少兒童相關機構內發生的虐兒事件往往在多年後才東窗事發，原因不一定是因為機構內的所有員工都對事件毫不知情，但礙於擔心遭受報復，往往只能忐忑不安地坐視事態日益嚴重。
要鼓勵員工舉報機構內的虐兒事件以保護兒童，政府必須多管齊下保障舉報者權益。除了為舉報者提供法律保障，免除其民事及刑事的法律責任外，亦應規定機構主管必須向當局通報機構內發生的懷疑虐兒事件，以增加機構調查事件的透明度，並盡早介入保障兒童在機構內的安全及舉報者的權益。當機構主管亦有可能因為「知情不報」而負上法律責任，機構內的員工要在機構內作出舉報，也會有較大信心事件會得到恰當的處理，機構主管亦會有更大的誘因制定「守護兒童政策」，預防機構出現虐待兒童的事件。
社會上虐兒事件頻生，而每每在事件過後，我們都會為受害兒童的遭遇扼腕痛惜，或義憤填膺地將矛頭指向沒及時向兒童伸出援手的兒童工作者。向兒童工作者施加法律責任，固然能向社會大眾及業界人士傳遞政府對虐兒事件「零容忍」的信息；然而，若社會缺乏妥善的守護兒童機制支援兒童工作者，單憑法律改革保障兒童免受傷害，也只會是緣木求魚。國際培幼會冀望政府能為兒童工作者提供有力的支援，讓各界能攜手協力，真正保障兒童的福祉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