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看不少古裝劇集、電影。其中一套曾在香港、台灣風靡一時的，就是由金超群主演的《包青天》。在劇中的忠臣包拯審案時，每當他說到一些必須嚴懲、令人髮指的案情，就必定會說那些事情是人神共憤的。看到包大人對民情的掌握、對大宋律法的權威性演繹，作為觀眾的都會對包大人判案有信心。
除了《包青天》，其實無數古裝劇，都會有當官的角色在懇求皇帝答應某些事時，不停引述老百姓的「民意」。只要是官員想要的東西，就很自然會被說成為民心所向的。而這類型劇情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周星馳主演的電影《鹿鼎記》。當中由徐錦江飾演的鰲拜在要求拘禁官場對手索尼時，就聲稱索尼罪大滔天，弄到老百姓怨聲載道。
現在人長大了，再回想這些橋段，就會自問：究竟古代的官怎樣會知道某些事是人神共憤、民心所向、老百姓怨聲載道？他們沒有方法去做民意調查、沒有選舉、沒有公投、沒有媒體輿論，又怎樣去掌握民意？當然，有些東西是很與生俱來的，例如包拯聲稱一些謀權、謀財害命的情况是人神共憤，就應該是一個合理推斷。但是一些政策、官僚權鬥上的問題呢？就以上述《鹿鼎記》的例子來說，古時的廣大老百姓一般是文盲，連自己父母官是誰都未必搞得清，大多連京官是誰都不會懂，又怎會知道誰是索尼，遑論他做過什麼會導致怨聲載道？
「民意」在華夏歷史上多是「老作」
想深一層，其實說到底，所謂的老百姓看法很多時根本不存在（或至少在官員聲稱具體地為民請命時是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的）。官員之所以會不停聲稱民意在他們提議的東西那邊，其實很多時只是憑空想像。但官員們不這樣說又不可以，因為他們侍奉的皇帝都相信，皇帝被授天下管治權的天命是要靠得到民心來維持的。所以，無論官員、朝廷決定做（或不做）的事有那麼完美或那麼不堪也好，都總是要簡稱事情得到老百姓的擁戴。
然而，自古以來的朝廷決策被稱為民心所向時，大部分時候，頂多有些情况下可以說是一個合理推斷（如上述那些人神共憤案件），更多是完全毫無根據的，甚至或許與個別民意背道而馳。長話短說，民意在華夏悠長歷史上，大多都只是「老作」。
對官員說法不必太認真
好了，兜了那麼大一個圈，為何會無端端說起這個題目？近期，不少官方聲明、文章都會聲稱，他們的各種制度「優化」、各行各業改革、對公民社會的「整頓」（其實有更恰當用詞，但我都是「中立」一點算了），和各人士的被拘捕或檢控，都是民心所向、受到廣大香港市民支持的。看到這些說法，我有些朋友總會感到不高興，認為這些說法與選舉結果、民意調查、各式各樣消費模式等客觀民意指標完全不符。
但願這些朋友們看完這篇文章後能領悟一個道理：華夏歷史教導我們，對於官員就着老百姓民意的各種說法，大家不必太認真，都是冷笑一下，然後躺平過活就算罷了。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