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內容源自《明報》8月30日中國版一則新聞：網民「tomo醬醬」發帖稱，其母3月接種國藥北京生物的新冠疫苗後出現紫癜，6月去世。帳號「Shine季浩洋」的微博監督員指該網民「涉嫌揑造故事博取熱度同情來進行非法詐騙，並且對國家造成不利影響，已被拘留」；季浩洋還說對該網民「封號」，並配合警方調查。「tomo醬醬」只有公布實情以證清白。微博官方稱，監督員發布未經證實的不當言論，誤導其他用戶，造成惡劣影響，已清退涉事監督員並永久禁言。
在官方眼中，這類新聞也許只是小事一樁，但在民間看來，卻是冰山一角而已。不妨由小見大，見微知著，以窺全豹。其實，這類事情反映了很多中國特色的現象。
（1）權力濫放到參差不齊的人手上
官方為了確保一切穩定，把所有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經常把「監督權力」下放到基層，但承接責任的人是否有足夠水平，能夠精準地執行工作？則是上級難以確保的事。對承責和承辦的人來說，只要滿足權力來源的要求，即可得到欣賞或其他利益，就會出現「盡力而為」的傾向，有時更是「去到盡」的濫權。實際效果就是：大棍交到參差不齊的人手上，自然出現橫掃一切的旋風。
這種情况非常普遍，例如曾引起爭議的「朝陽大媽」現象（胡亂舉報，影響社會和睦鄰關係）、疫情之前的李文亮事件（向同袍轉發有關信息而被指摘），近期又有補習老師被叉頸帶走的事例（官方事後也承認粗疏），在多件事上都反映「有權盡用，不怕濫用」的心態，平時則表現為「有權不用，過時作廢」，完全不理引起民怨的反效果。
（2）寧左勿右變成「理直氣壯」的權杖
上述弊病經常誤事，為什麼到今天還順理成章地延續下去？這就涉及靈魂深處的思維模式了。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左」的做法一向是主導力量，如果出了事，頂多是方法上的失誤，而不是錯，更不是罪；假如事後被追究或責難，只要按照最新的風向辦事，或自我檢討，略為歉疚，跟着表示「日後認真學習，努力掌握中央精神」，往往又可以政治過關了。這種文化已深深植根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裏，還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有機心者可以藉此作為放箭或擋箭之用，一般人也習以為常，皆因「右」是死亡之路，而「左」則是生存之道。
况且，「左」的行為可以反映「政治覺悟高」、「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度」，是「政治正確的必備條件」。所以，寧左勿右就更加理直氣壯，令人一往無前。
據季浩洋解釋，他是為了「避免事情發酵到外媒」，「任何人不得繼續散播疫苗問題，任何人有權發布評論，但不得私自下結論」。且看，他的出發點是多麼的「正義」，多麼「立心為公」，符合國家政策。所以，他雖然道了歉，但仍然感到自己的行為是應該被理解的。其實，這是官方把判斷以至裁決的權力交到不具水平的人手上，跟着又讓他們感到自己「義正辭嚴」，於是製造了內耗的危機。
更有甚者，「左」在中國毋須準備什麼政治成本，也不需付出什麼政治代價；而且，即使「左」了，甚至造成巨大的傷害，也不需向後果負責，在一般情况下更不會受到嚴懲。這才是致命之處。
（3）「政治任務」竟然有指標？
這次「季浩洋事件」還暴露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據網民發布微博截圖揭發，季浩洋曾稱自己有「舉報任務」，微博對監督員有規定，每月要達到一定舉報違規帖文數量；換言之，就是有「舉報指標」，而執行任務的人經常要以「達標」為目標。用香港的話說，就是要「篤數」或「湊數」。這也造就了為「篤數」而「篤灰」的陷阱。
其實，這種定下指標的政治文化是歷來掌權者加強控制的手段，目的是要製造政治張力，產生阻嚇作用。1980年代，北京市政府為了確保重要時刻（例如舉行黨大會）的保安工作萬無一失，一般都會在活動之前來一次「大進宮」，把指定數量的可疑人士或積犯收押起來，防止他們在活動期間犯事。被扣押的人知道，這是官方為了「達標」的手法，不怕浪費公帑，把無謂的人關起來；如果自己沒有真正犯罪，活動結束後就會放人，所以把被扣押的時候稱為「進宮」（享受公家茶飯）。
這種寧濫毋缺的文化其來有自，早在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康生聽說有國民黨特務混入延安，為了防止內部有人與之聯繫，立即制定一批「特務和漢奸」的名單，打「O」符號的都要抓起來，用「.」圓點符號的人則送行政學院集訓（見郝在今《中國秘密戰》）。到了今天，中共表示已由革命黨轉為執政黨，敵我鬥爭的意識不再無限上綱，但其潛意識卻揮之不去。事實上，如果那種「指標文化」繼續存在，已是一種間接的推動力，令需要「達標」的人趨之若鶩。
上述三點，演活了一個怪圈：先是有權的人胡亂把權力和責任交給不能勝任的人手上，後者跟着有權亂用，實際就是自製亂源；當出現「亂子」後，官方更需要執行任務的人有更大的權力，才能「牢牢掌握控制權」。這樣周而復始，只會鑽向愈來愈緊的死角，官方不得安穩，民間不得安逸，執行任務的人則可以坐享其利（如果沒有像季浩洋那樣遭反駁和被揭發的話）。
也許官方認為，季浩洋事件只是個別事件，而且微博官方已作出正確處理（但它還未澄清是否有「舉報任務」的規定），不應誇大其事。但從民間的角度看，沒有被揭發的同類事件有多少呢？不得而知，但肯定不少。可見，一次事件已觸發民間的強烈反彈，積累多次同類事件就更會危機四伏，故須慎之。
再看近一點，這種文化會否擴大到香港來？倒是值得關注。近期，一些市民認為是雞毛蒜皮的事，往往成為「政治精忠者」認為「必須監督」的事例，連建制派的元老級人馬也受到不點名的批評。這種內耗無限擴大，又豈是香港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