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標題出自《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然而，將孔子在魯國遭受排擠後勉勵弟子的說話轉引於此，重點卻有所不同。在當代香港的社會脈絡下，重提「困而學之」，自然並非為了與生而知者、學而知者、困而不學者作比較，而是想在民困愁城的時代，思考「學習」如何成為解困的出路。我關注的問題是：如果「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那麼加上「困而學之」，是否正好生成一個有力的學習解困循環？
解困
困字由兩部分組成，木藏口中，意味樹木被圍無法伸展。當人們局限於環境、身心等因素，內憂外患，龍游淺水、虎落平陽，自然亦無法施展抱負。困是一個多義詞，可解作迷惘（困惑）、疲憊（困頓）、窮苦（貧困）、遇險阻（困難）、被圍/卡住/難以擺脫（陷入困境）等等。困可由外在環境導致，但亦會源自內在的思慮習慣，由是有內外交困之說。「困」也是《易經》六十四卦之一：「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指山窮水盡、池澤乾涸，但於外部條件不順、身處困境時，有心人仍獻身志業、達成願景。
在當代香港的語境下，以「困」來描述這城市當下的集體情感狀態，大抵不至過甚其詞。面對好像沒有盡頭的疫情，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防疫規管與生活不便；處身急促的政治和社會巨變，以及與此相關的生離死別或各種工作危機，不同位置不同處境的人，或多或少都會感到困惑、困乏、困苦，以至覺得陷入困境、窮途末路。
據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動機及情感實驗室、香港大學醫學院、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等機構近年的研究顯示，自2014和2019年兩場大型社會運動之後，數以十萬計的民眾出現抑鬱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等症狀。除直接經歷受傷、被捕、被告、還押、在囚的當事人和他們的家屬朋友外，僅僅是旁觀或目睹各種顛覆了既有認知和價值的社會事件，亦無可避免受到波及；再加上疫情擴散和《國安法》通過後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安排的劇變，恐怕有更多民眾的心理健康需要長期跟進照顧，療癒之路漫長。為憂鬱哀愁所困的民眾數量，恐怕已遠超既有公私營部門所能提供的醫療服務能力，而短期內民間社會能否發展出一個可以補足既有公私營心理醫療支援系統的自救互助網絡，以應付這規模龐大和持續漫長的療癒需求，仍有待觀察。可以預期，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愁困」將會是縈繞我城的集體情緒氛圍。
然而，精神困擾或情緒疾病只是民困愁城的其中一種表現。疫情擴散再加社會劇變，令不少過去有穩定工作和事業的人士，其專業技藝和日常生活均受到巨大的衝擊，甚至衍生出一種懷疑存在意義的生命危機。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一夜間失去自由的在囚異見人士，但人數更多的則是長期工作於迅速風雲流散的兩級議會、泛民政黨和非建制工會的組織者，變得面目全非的中學通識科的數千老師與相關的大學院系教授，長期接受自由主義價值訓練的律師和大律師，習慣於相對自由的環境下工作的新聞專業和影視製作人，以至各類從事音樂藝術、出版印刷、零售餐飲、醫護服務、與網絡資訊相關的工作者等等，在國安法、各式防疫規例、「完善」選舉安排、斷絕「專業合作」等措施下，或需接受一種工作的「新常態」，或「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過去習以為常、游刃有餘的專業技藝，又或行之有效的經營方式、操作習慣，恐難以繼續。在舊的正在消失、新的未生的局面下，選擇或被迫留下的人，很多都陷入因工作及生活轉型而衍生的危機；而那些希望透過移民而嘗試保留既有價值和生活方式者，往往也得在陌生之地放下經年積累的專業技藝，重新開展不完全熟悉的工作，因而也必須面對各種不確定的困惑；至於那些選擇站於建制高牆一邊的，亦難免在政治掛帥的環境下，囿於愈來愈極端的工作方法和倫理選項。
以學愈愚
坐困愁城，迷惘疲憊，產生想立刻得到一個快速解決的方案（quick fix）的念頭，自然是好合理好合邏輯的。貝蘭特（Lauren Berlant）在Cruel Optimism一書引述其他學者的觀察，指出在危險而脆弱、不安全不確定的處境下，人們很容易感到乏力無常，又或出現過度活躍——常有坐不定/越界的衝動等官能徵狀。然而，如果快速的脫困之法真的唾手可得，根本就不會出現民困愁城的局面。Quick fix之所以好像能唾手可得，往往因為它是我們十分熟悉、習以為常的作法。因此，追求quick fix，想盡快「回歸正常」，往往意味着固守舊有的價值準則和行事習慣、抗拒新事及疏略輕信，也就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指的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和缺學無思（thoughtlessness）。
但正如孔子提醒：「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第十七》），對困局的另一極端的回應，是思前想後、舉棋不定，以至於坐以待斃。對此，孔子的簡單建議是：（困）思無益，不如學也。
如果我們接受「學習」能夠克服愚、蕩、賊、絞、亂、狂，有助民眾尋求脫困之道，那麼下一個問題自然是：應如何學習？
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及一些原則和方向，包括應放棄講解式的教學，代之以「無知的教師」的普遍教學法（《明報》，2020年9月14日）；又或〈在唔知做咩好的時代 以促導作為方法〉（《明報》，2021年5月10日）。這裏再補充一些具體的操作建議：
（1）以書本（或電影、劇集、詩歌等）作媒介，與趣味相近的朋友定期舉行網上或面對面的讀書會或學習組，於浮躁多變、淺陋無術的年代，養成慎思慢想、言需有據的討論溝通習慣。甚至身在獄中或移民海外的朋友，也可透過郵件書信，與大家一起持續共學。
（2）學習和引進更系統的促導（facilitation）設計，改善團體的開會和決策流程，以減少浪費時間於無效的討論；透過細心聆聽、平等交流、集思廣益，擺脫一些窒礙創新的陳見舊習，於新的社會環境下共同學習新的思考和工作方法，以有效地回應因急劇變動而造成的困局。
（3）破舊立新，轉危為機：借助內外困局對「正常時代」的放逸懈怠所帶來的衝擊，順勢改變頑固保守、習以為常的行為方式，嘗試發展一套能於困境中有意義地工作和生活的身心規律與習慣。
杜甫詩云：「困學違從眾，明公各勉旃。」用現代的話說，就是面對困惑/困境而願意學習者，不會輕信及遵循坊間的陳腔濫調；而不想裝睡的清醒之人，則會認真地貫徹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