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前新開通的宋皇臺港鐵站，古物古蹟辦事處聯合港鐵擺出「聖山遺粹」出土宋元文物展，在市民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從文化遺產管治的角度看，市民的關注和反思，是邁向更進一步公眾參與城市文化遺產治理的第一步，極有誠意。展覽展示了出土宋元時期青白瓷片、香爐等器物，從一個角度揭示了九龍灣一帶在宋代作為沿海邊陲的古代社會生活風貌，引人遐思。如此高等級大規模的精美瓷片出土，所揭示的本地古代社會生活，成功地引發市民反思這個城市的歷史和地位。
鑑古知今，了解自己的過去，才能從容面對未來。然而這個城市的文化前瞻不可建基於近代史的慣常敘述，因為這些敘述並非大眾的敘事，而是囿於既定史觀，往往帶着一種精英或政治宣傳傾向。所以，只有通過使市民了解客觀存在的物質文化遺產，才能展示這個城市由古至今的文化基因，並展開今日城市的文化脈絡。
港澳的文化邊陲性與隨附性
長久以來，由於本地古代史教育存在缺環，香港及周邊地域具有怎樣的本地文化底蘊，似乎並無說法。區志堅博士8月2日在「橙新聞」撰文〈香港要做好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國際城市魅力〉，認為香港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城市，要先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再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筆者同意其在文中的說法：香港之文化底蘊「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然而，更進一步，應指出這種「文化隨附」具有明顯的邊陲特色。港澳的考古發現，揭示香港及周邊所在地區在漫長的史前時期及歷史時期，都表現出考古學文化上的邊緣性和隨附性。因此，這個「邊陲」是指處於中心文明的擴散邊緣，並與中心地區在資源、經濟和文化上有所往還，而非處於兩種文明的交匯之處。
早在1940年代，考古學家麥兆良神父便指出，香港大灣彩陶盤與其研究的粵東考古具有緊密的聯繫。而現在我們知道，此類彩陶出現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前，廣泛分佈於珠三角地區。距今4000年始，香港地區周邊海灣具有豐富的石英資源，普遍出土石英環、玦，作為一種裝飾品，出產數量眾多，當時應是作為一種交易品，跟內地做貿易交換。石英環玦貿易體系，反映史前時期地處一隅的香港地區與內陸可能的資源往來。而1988至1990年間南丫島大灣遺址出土的商時期禮器牙璋，則確實不虛地證明了，距今3000多年前，此處化外之地已與黃河中游商文明核心區有所往還，更遑論李鄭屋漢墓所折射的漢代鹽官與圃羞官制、䃟頭唐墓所反映的唐代邊疆戍務等例。
考古與物質文化遺產，揭示出香港及周邊地區本地古代文化具有明顯的邊陲性與隨附性。可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香港地區從未有過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天然地位。任何以為此地自古以來具有地緣優勢，自然地成為中西文明交匯中心的想法，皆為無源之自傲。
認清本地文化基因 確立香港文化根基
7月21日，在「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的致辭中，行政長官將香港未來定義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然而，不知從何時起，被標籤為「文化沙漠」的香港，究竟憑藉什麼樣的本地文化基因和過往基礎，以躋身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要成為未來的文化交流中心，必須出於對自身歷史的探索與了解，以及對本地文化遺產治理的定位與反思。邊緣性和隨附性無疑是這個城市的地域文化特點，而這種文化特點被接受和認識，則需要出於市民主體的主動反思，而非一種外部定義。
作為一個先進文明的城市，須為市民實現自己的文化遺產權利提供路徑，同時提醒其具有保護文化遺產的義務。市民的文化遺產權利應包括：得到全面地了解本地古史的機會；被容許基於自身背景，對本地歷史和文化遺產進行價值反思與自我身分詮釋；不止是欣賞，而且是親身參與決策城市的文化遺產相關事務；以及得到充分的機會，表達「我們的城市應該是什麼樣的」此類觀點。
宋皇臺站的考古與文化遺產，是香港文化遺產向良治方向邁進的實驗。期待未來在宋皇臺文物展的基礎上，可以增加更多的文化遺產管治討論環節，讓市民有更多機會了解和參與到文化遺產管治的互動。
主體反思城市文化根基 是通向文化交流中心的第一步
促進邊陲身分反思，建立文化遺產良治，是香港實現新的文化交流中心定位的基礎。只有有文化根基的城市，才能躋身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然而，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和靈魂，並非出於學者的定義；唯有通過良好的文化遺產管治，充分發揮市民在反思城市文化定位方面的主體性，才能為這個城市尋根。因此，促使市民通過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主體反思，充分理解和詮釋城市文化根基，才是香港通向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路徑所在。
作者是香港考古學會署理主席、香港大學社會政策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