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香港社會「泛政治化」問題嚴重，政治鬥爭不僅存在於公共選舉之中，甚至蔓延至各專業團體，導致不少專業機構也被「異化」為政治組織，在社會發揮着政治作用。前幾天，特區政府教育局宣布全面終止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的工作關係，否定教協作為教育專業團體的地位，原因就是教協近年的言論和行徑往往與教育專業不符，本質上與政治團體無異，可謂打響了特區政府在專業界別撥亂反正的重要一槍。
教協和大律師公會嚴重泛政治化
嚴重泛政治化的專業界別不僅有教育界，還有法律界。自2018年戴啟思參選並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以來，公會多次發表政治性質的聲明，和內地法律界的聯繫也因此斷絕，就連與北京大學合辦的普通法課程亦停辦；2021年初，有英國政黨背景的夏博義甫接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就對《香港國安法》大放厥詞，引發不少爭議。
兩位公會主席偏頗的政治立場，令不少大律師心生不滿。2019年10月，時任公會副主席、資深大律師蔡維邦因不能認同公會對反修例示威者的暴行保持沉默，憤然辭去公會副主席等所有職務；早前資深大律師包智力辭去公會執委職務，也被外界解讀為其不滿夏博義的政治立場；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譚允芝日前出席論壇時亦表示，大律師公會自2018年經歷一場「政治化的選舉」後，與內地已沒有聯繫，形容十分可惜，指情况令大律師無奈下要「單打獨鬥」，希望律師會不會步此後塵。基於大律師公會已經被激進政治勢力騎劫，借鑑教協的例子，若未來特區政府取消和大律師公會的交流合作，甚至否定大律師公會的法定地位，也非師出無名。
自主規管非理所當然
相同的問題也正蔓延至香港律師會。月底的律師會理事改選在即，被視為「黃營」的所謂「開明派」有機會取代「專業派」，主導理事會，令不少事務律師擔憂律師會將因此失去發牌、規管律師行及律師等權力。這種擔憂不無道理，畢竟特區政府近期已經採取若干行動，收回原本由專業團體行使的權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展開立法，將會計師公會就非上市公司核數師的查察、調查及處分權力交至財務匯報局；而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可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條例草案，也已交立法會審議。可見，倘若政府「嚴正」起來，絕對不缺乏收回或約束專業團體之法定權力的手段和機制。
容讓包括法律界在內的專業團體實行自主規管，並非理所當然。舉例而言，英國2007年通過了《法律服務法》，將一直以來屬於英格蘭及威爾斯律師會的監管事務律師的權力，交由新成立的律師管理局（Solicitors Regulation Authority）行使，且律師管理局還受到獨立法定機構「法律服務委員會」（Legal Services Board）的監督，實現了代表團體（Representative Body）和監管機構（Regulatory Body）的分離；有本港業界人士也指出，澳洲及加拿大部分省份也已實施類似模式。
專業團體應遠離政治
各專業團體之所以被委以自我監管等公共權力，固然和特區政府「小政府」的特點有關，但說到底，是建制及公眾相信該團體能緊守專業規範，不偏不倚地行事。而專業團體政治化，必定動搖政權機關及公眾的信任，無異於玩火自焚。有教協和大律師公會的前車之鑑，香港的各專業團體和專業人士應當自覺聚焦專業事務，遠離政治，避免專業團體淪為政治團體，繼而失去專業團體既有的光環和法定權力。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