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會長馮偉華宣布，經理事會決定，教協已於6月底退出支聯會，跟這個合作多年的政治組織劃清界線。豈料不足數天，教育局已宣布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及不再視教協為專業教育團體，當中包括不向教協諮詢有關教育議題的意見、不處理教協轉介的個案、不承認以教協代表出任委員或其他崗位的資格，及不承認教協舉辦的師訓課程等措施。究竟教協在現時的情况下，是否仍有存在價值？
教協政治力量褪色
教協作為民主派擁有最多會員的組織，在以往香港社會「泛政治化」的氛圍下，一直佔盡優勢，在過去多年穩佔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席。然而，自從教協副會長葉建源辭去議席後，議事廳內已不再由教協代表教育界發聲。
以往教協慣常在選委會選舉，以綑綁性名單要求會員作一致投票，這個策略的確曾經令教協囊括了教育界的30席。但隨着完善選舉制度的落實，教育界選委的產生方式已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教協以往採用的選舉策略已告失效。加上教協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表態支持的候選人，在當選後都陸續因各種因素而辭職，教協也難再獲區議會在地區事務上的支持。
綜觀以上各項因素，教協的政治力量逐漸褪色已是不爭事實，跟政府爭取各項維護同工權益的籌碼已變得所剩無幾。對於那些冀望教協能代表業界跟政府據理力爭的教師，不禁會質疑教協還有否存在的必要。
發動罷課 危害教師
教協在2012年的反國教科事件、2014年的違法佔中及2019年的修例風波，分別鼓勵全港老師參加遊行及集會，甚至發動、支持全港罷課。上述舉措不單完全違反教育專業精神，更將響應的教師置於非常危險的情况。
筆者從事教育界多年，深知任何帶領學生出外活動都有嚴格規定，出席學生的名單更要上報警署，一旦學生走失，警方也可即時支援。在這個嚴密機制下，相信沒有一間學校會貿然批准教師帶領任教學生出席具有濃烈政治色彩的大規模集會，更遑論是非法集會！
擁有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等層層把關的教協，在目睹學生跟教師一同出席高危險性的政治參與時，竟沒有立即勸止，又豈能稱得上是一個教育專業團體？
至於發動罷課一事，更是將教師的飯碗置之不理！雖然《僱傭條例》第9章規定，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為由，而終止其僱傭合約，但同樣員工在沒有獲得僱主批准下擅自缺勤或不履行職務，僱主也可以用其他符合法例規定的原因懲罰。
從教師的角度而言，官校教師的僱主是特區政府，而津貼及直資的僱主則是法團校董會。究竟那些曾經響應教協參與罷課的教師，事前是否已獲教育局或所屬的法團校董會批准？若未獲批准而擅離職守參加罷課，便會因瀆職而受到懲罰，收到口頭甚至書面警告。受教師罷課而影響學習進度的學生，家長更可因涉事教師有違專業操守而作出投訴。畢竟，教師的天職是確保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而非帶領學生以身犯險作政治表態。
究竟教協在發動罷課前，有否向其會員詳細披露當中涉及的風險？難道一句事態緊急，就可將會員需要承擔的風險置若罔聞？一個聲稱捍衛業界權益的工會，竟帶頭危害會員的權益，這樣的組織還值得教師支持嗎？
失德舉措蠶食教協地位
成立於1973年的教協，因反對校長貪污的金禧事件而奠定了地位，精髓在於骨幹成員對教育專業的堅持及嚴於律己的精神。反觀教協袒護發表仇警言論的教師、被指涉嫌宣揚「港獨」意識的書籍入選教協舉辦「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候選書目60強，這些失德舉措已一步步蠶食教協的地位。當教協會員陸續意識到這個曾經代表他們的工會已今非昔比時，作出脫離會籍的決定也是遲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