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內香港終審法院新官相繼上任，張舉能與林文瀚均屬有能力、富經驗及合情操法官，任命獲司法界內外普遍支持。
絕大部分較高等法院香港土生土長華籍法官，不論曾否「浸過洋水」，抑或來自1970年代後本地大學「出品」，所撰判辭，縱使英文造詣及文采，未必能及以英文為母語的海外頂尖級法官，惟一般判辭，不論從邏輯推理、遣詞用字，謹慎周密，乃至司法節制、平衡能力等各角度，均毫不遜色，判例亦不時被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引用。
回歸前制訂《基本法》時，為穩定港人對回歸後將維持法治社會信心，及爭取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支持，除在香港特設終審法院，賦予一般（涉及國防、外交、中港關係除外）終審權，更特設基本法第82條，讓首席法官可「根據需要」，邀請奉行普通法國家法官參與終審；其後在落實該原則本地立法階段，制訂《終審法院條例》時，在第16條訂明，每案一般須由首席法官加3名常任大法官（4位均屬本地），再加1名非常任法官（可以是本地或海外普通法法官）主審。
回歸後，終審法院開始運作至今，除因所有海外普通法非常任法官無暇參與，或其他突發原因外，所有案件均有海外普通法非常任法官參與主審。根據官方數字，過往5年143宗終審法院案件，只有2宗例外。好一個「根據需要」！
挾洋自重恐構成國安漏洞
殖民地年代香港，正如其他眾多英聯邦殖民地，終審設於英國上議院樞密院，不少判決曾被批評離地，但奈何！剛回歸前後中國綜合國力尚待提升，與西方國家關係相對友好，利用英、澳、紐、加等地的普通法殿堂級大法官，在其接近或剛退休後餘暉及較清閒時間，或在特別法律領域專長及經驗，為香港整體法治制度及個別案件判辭加持，理應屬相得益彰，無可厚非。
時移世易，國際環境風雲變色，美國視中國為首要大敵（甚至取代之前已一直打壓10多年的恐怖主義），正如其前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在2019年公開直言，美國應視與中國文明衝突，為首次非白人挑戰美國霸權，因此須對崛起中的中國，進行全方位肆意打壓，言行挑釁，無日無之；與英、加、澳、紐分享機密情報的所謂「五眼聯盟」，齊對中國虎視眈眈，按着美國敵對及制裁中國的言行亦步亦趨；台海動武危機一觸即發。此情此景，仍企圖繼續挾洋自重，恐怕不單政治不正確，自欺欺人，甚或構成國安漏洞。
國安範圍甚廣，除傳統概念如主權、政權、國土、軍事外，也包括金融、通訊、網絡、環保、生物、核能源等眾多非傳統範疇。《國安法》在第3條訂明，香港司法與行政、立法機關一樣，同樣有責任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行為和活動。國安法第42條訂明，司法機關在適用現行法律有羈押、審理期限等規定時，及在確保涉國安案件公正、及時辦理同時，應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罪行；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疑犯或被告不會續犯有危國安行為，否則不准保釋。國安法第44條更要求行政長官，在徵詢香港新設的國安委，及終審首席法官意見後，指定在各級法院可負責處理危害國安罪案的法官，並訂明DQ凡有危害國安言行法官審理國安罪案的資格。惟涉國安刑事罪行以外，任何其他刑事及所有民事案件，均不受上述國安法條文限制，即使案情及結果可能涉及上述非傳統國安範疇，也有機會落在未經審查是否符合國安要求的外籍法官手上。
法官也是人，判案往往會先從心出發，再用腦分析、推斷、歸納、判斷；過程或多或少受其本身人生、世界觀、道德觀、價值觀影響。以為單從法官曾否宣誓將會公正不阿、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或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有賴訴訟雙方就案情所涉事實及法律原則舉證及陳述，因此便可不偏不倚達至公平判決，恐怕屬「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政府原教旨式「尊重法治」 損耗公帑
俗語云「無事不登三寶殿」。若無大是大非爭議，一般人不會廢時失事耗巨資登終審法院；而案件所涉重大法律原則，往往同時夾雜更重大社會道德標準及價值觀，例如應否確認同性婚姻合法、外傭居港權、酷刑聲請程序、新移民房屋及福利平權等極具爭議議題，法官在判案時，難免有意宣示其個人所認為的公義，或潛意識地受其個人各種價值觀影響，因此超越一般簡單地引用有關法律及作出釋義，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之中立法。
基本法第159條雖設修訂機制，但礙於種種原因，中央政府一直不願亦從未作修訂。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任何憲或法，若在終審階段，經當區最高法院就是否合憲合法作判決，或就任何條文作釋義，當權行政機關，一旦不滿相關判決所引發政治、社會、經濟等效果，可立即經立法程序修憲或修例，直接或實質達至推翻終審法院判決。然而由於香港從不修改基本法，終審法院所有涉及基本法判決，均一錘定音。例如，香港終審法院一再就酷刑聲請司法覆核所作判決，多年來便一直令政府費煞思量應對，被迫採取比絕大部分西方國家更優惠的措施，為了成功率僅約1%的申請個案，已花費超過60億元，每年仍繼續花費以億計福利及法援開支。
就算不涉基本法，按以往港英政府傳統，即使終審法院就政府政策或現存法律判決，帶來極大阻滯或嚴重財政損失，政府仍像原教旨式地「尊重法治」，寧廢時失事損公帑，也不想辦法推翻或繞過終審判決。一條《保護海港條例》，被終審法院判定須有「凌駕性需要」方可在維港內進行任何填海，套用一位前財政司戲謔：「落一口釘也不可」，導致香港島繞道及九龍東T2等重大交通基建耽誤多年及浪費以十億計公帑。
毋須每宗案件均邀請海外法官
新時代，需要新思維，司法制度及操作，既要維持其獨立、專業、權威及公信，也要考慮當下國際形勢及國安至上需要。現階段其實不需及不宜太大動作修改終審法院條例第16條乃至基本法第82條，最簡單直接方法，只要首席法官不再「李馬規張隨」，毋須在每宗案件均例牌邀請非常任海外普通法法官，逐步由非常任本地法官取代；一旦牽涉國安議題案件，更應盡量避免邀請海外法官，便可更符合初衷——「根據需要」。司法鞋子合不合腳，香港人自己穿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