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時都出現一些獵巫（witch-hunt）疑雲：人們尋找潛藏於生活中的「壞人」，原本同聲同氣的社群突然冒起「捉鬼」熱潮，又或者把社會矛盾訴諸一些較為弱勢、被蒙上神秘感的群體。這些獵巫情緒，大多口耳相傳、散落於網絡耳語；平時大家或對之一笑置之，但當陣陣的陰謀論不斷，卻又可忽然產生巨大的社會恐慌、焦慮、憤怒和歇斯底里的無力感。
乾隆三十三年 「叫魂」巫術掀恐慌
獵巫一詞源於12至16世紀的歐洲大陸，宗教力量以女巫、魔鬼等傳說搜捕和處決女性。不少所謂的「女巫」，其實並不懂「巫術」，只不過不幸被人誣衊。獵巫的社會情緒往往伴隨各種各樣的陰謀論、人際間的互信崩潰，以至把恐慌和不安投射於一些弱勢社群。在中國近代史中，漢學家孔復禮（Philip Kuhn）的名著《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乃研究獵巫和社會恐慌的經典之作。雖然書中記載的是清朝乾隆年間的一場妖術大恐慌，但透視了這場看似荒謬的獵巫驚魂，如何帶出大清皇帝對其統治江山的焦慮，看似富足的乾隆盛世是如何已發展到「零和社會」（書中譯作「受困社會」)的窘局，以至平時予人感到做事處處「慢三拍」的文官集團，其所謂的「積習」是如何在社會陷入恐慌時嘗試發揮安定局面的作用。
叫魂的故事，源自清朝一個名為「叫魂」的巫術傳說：把寫有活人姓名的紙或其頭髮貼在木樁頂部，木樁便會有神秘力量加持作為穩妥的橋墩，但該人則會因魂魄被攝取而生病甚至死亡。這聽來荒誕的巫術，卻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引發全國大恐慌。當時恐慌源自江南地區頻頻傳有「妖人」割取路人頭髮或以活人姓名作妖道之用。百姓在謠言下漸感恐慌，紛紛捕捉和舉報「妖人」，甚至把他們活活打死。所謂的「妖人」，大多為基層的流動人口——乞丐、四處「化緣」的僧人，又或者流竄於不同地方的勞工。在當時以農立國的大清，人們大多習慣一生居於熟悉的村落或城池中。基層流動人口大多為無法在家鄉謀生，又或際遇不順而要流落他鄉的人。他們往往就是人們眼中陌生的外人。這些外人在當時頗容易被本地人視作來歷不明的麻煩人，破壞公共秩序，以至是「叫魂」犯。
大清發展困局下 百姓「捉妖」求利益
孔復禮在書中進一步描繪在乾隆中葉的大清「盛世」，其實已走到了發展困局：太平時期，朝廷廢除強制奴役，人口增長加快，惟耕地卻愈來愈集中在世襲地主手上，佃農謀生困難，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便要四出尋求工作，形成上文提及的基層流動人口。再者乾隆中葉時大清外貿出現順差，白銀流入，貨幣增加，出現通貨膨脹，但財富卻不平均地分配於不同階級和地域。孔復禮以「零和社會」的概念形容當時的乾隆「盛世」，指出在如此利益分配不平均的社會下，人們難以透過社會制度去改善生活，但若組織起來要改變社會制度或政治權力，則頗容易落得「造反」的下場。故此當朝廷要打擊「妖人」和「妖黨」時，這些平時無勢無權的百姓才得以擁有難得的權力幻覺，透過「捉妖」來打擊甚至是誣告別人，以取得利益。
皇帝藉「捉妖」整頓文官集團
老百姓即使誤信「叫魂」的巫術傳說，只要官府不和應、高調闢謠，訓斥草民們別乘機誣告，大致便可平息風波。然而在乾隆三十三年時的妖術大恐慌中，大清皇帝竟然着力訓示地方大員要嚴打所謂「妖黨」。乾隆當然不會相信「叫魂」的巫術傳說。孔復禮在歷史文獻中反覆推敲，認為乾隆是藉要求地方大員「捉妖」而整頓早已讓他心生不滿的大清文官集團，以及折射出他對滿族統治漢族社會那份揮之不去的焦慮。自滿清入關以來，滿族統治者持續擔憂八旗精英漢化、漸失文化身分。乾隆自己便親自批改滿族官員的滿文文法，並且不時懷疑地方大員們是否對自己有所隱情。在這次「叫魂」風波中，乾隆對地方大員大表不滿，連連訓斥，責難他們辦事不力，輕視「妖黨」。其實在「叫魂」風波漸漸落幕之時，在朝廷中央大員的親自審訊中，不少所謂「妖人」大呼冤枉，案情證實為誣告，犯人其後獲釋。不過，乾隆在總結這回「叫魂」風波時仍訓斥及處罰部分「辦事不力」的地方大員，藉此重申滿清皇帝的權威，要求地方官府更好地效忠朝廷。
地方「官場惡習」 拖住朝廷擾民之舉
在《叫魂》一書的終章，孔復禮以「謹慎的喝彩」來形容大清官僚在「叫魂」風波中的表現。原來在乾隆不斷要求地方官府查處「妖黨」之時，一眾地方官僚默默地以各式各樣的「官場惡習」來應對聖上的要求：小心地自我保護、忙而不動、墨守程序等。地方官府並不是垂憐被誣告的老百姓，只是不希望被捲入大清皇帝的怒火，弄得管轄之地雞犬不寧。孔復禮並不同情這些官僚，畢竟他們的積習苦了不少百姓。然而在乾隆當年再三要求「捉妖」的斥令下，這些「官場惡習」卻恰巧地拖住了朝廷打擊「妖黨」時的擾民之舉。
如今世界各地社會都或多或少出現政治情緒日益兩極化的現象——獵巫、陰謀論、恐慌和不安的情緒不時浮現。我們當然未必能把孔復禮的清朝故事直接套用於現代社會的個案。不過重溫《叫魂》的細節，對研究獵巫的集體情緒、陰謀論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由是而來的社會恐慌，仍頗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