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全球的眾多國際城市一樣，香港正積極推動智慧城市（smart city）計劃，希望利用日益發達的資訊和溝通科技，來提升政府應對各式各樣都市難題的能力。但一個城市要變得有「智慧」，卻不能只靠科技，還需要數據。可惜在建立「開放數據」（open data）上，理想與現實仍然存在着一段距離，甚至過半市民依然對它一無所知。
智慧城市可以說是在當下最炙手可熱，但又是最被濫用和誤解的概念。智慧城市受到歡迎和力捧，完全不難理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社會對科技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甚至形成了一股強如宗教般的魔力，認為它有助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與此同時，智慧城市背後必須依靠大量科技和資金的支持，涉及龐大的商業機遇，因此也受到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及矽谷的科技巨頭全力聯合推介。在這個配合了天時、地利及人和的情况下，智慧城市成為了一個幾乎只有正面，而沒有負面的概念和題目。
智慧城市靠數據 「人」的配合成關鍵
有趣和諷刺的是，不少人對智慧城市背後的假設和實際的運用了解並不深，甚至非常有限，這便是造成智慧城市經常被濫用和誤解的原因。其中一個常見的誤解，是一面倒側向地只看見它有關科技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和數據及人有關的一面，忘記了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冷冰冰、可以完全由政府一手由上而下推動的科技計劃。它的成功，也必須有人和社會條件的配合，包括了人對數據的認識和運用能力，及建立市民和政府的互信、有效的問責機制，促進數據互相分享，形成一個開放數據的文化和系統。
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只靠科技便可完成的計劃，而是要靠數據的配合，而數據的主要來源是人，所以人和社會的配合便成為了關鍵，亦提示了為何「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的發展如此重要。智慧城市為何有「智慧」，全因它可以掌握足夠及大量的資訊，包括了即時的數據，作出決定。所以，智慧城市的核心元素之一是聯繫（connectivity），雖說當中所指的表面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之間的機器與機器的互動，互相交換數據，但很多的數據仍是源自人，沒有了人的配合，智慧城市立即變得寸步難行。
智能燈柱被破壞帶來的警醒
舉一個重要也是曾引發激烈迴響的例子，這就是香港的智能燈柱（smart lamppost）計劃。智能燈柱和開放數據同樣是香港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兩者均被列入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Hong Kong Smart City Blueprint）這份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中。智能燈柱會蒐集不同的數據，以用作分析並作出智慧的決定。例如它可蒐集人流及車流的數據，以制定有關交通及人流管制的措施，包括若人流多，可自動加長行人交通燈綠燈的時間，及把數據傳送至其他部門，以作出相應的決定來配合，這可以是在電台及互聯網等發放信息，呼籲大家減少到訪該地區。而若將來學似新加坡般推行電子道路收費計劃，更可實時地根據數據調整進入該區的收費。
但智能燈柱在一次遊行當中被示威者破壞的下場，成為了一個慘痛的教訓，警醒了我們人和數據在智慧城市背後所擔當的重要角色。若市民不信任政府，不願意把數據交給政府，即使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資訊和溝通科技，智慧城市也只會面對重重困難，甚至功虧一簣。在這個位置上，便突顯了「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發展所起的關鍵作用。要解決市民不願意提交數據的誘因問題，便是透過「開放數據」，把蒐集回來的數據，和市民共享，使到市民不再是單方面和被動地被蒐集數據，而自己也可以成為數據最終的主人翁。
香港現况：計劃與實際仍存距離
既然市民也可從數據中得益，亦可透過「開放數據」計劃更了解智慧城市的操作，在透明度和信心增加上，理論上，之前所提及對智慧城市的阻力亦會大幅減少。不過，香港雖然也有跟隨世界的大趨勢，建立了「開放數據」計劃，但市民對智慧城市等的計劃，包括仍然進行中的智能燈柱，存有不少戒心，原因是目前香港的「開放數據」計劃，在計劃設計與實際情况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
香港互聯網協會有一個「數據以人為本」（Data for People）的研究計劃，這計劃在剛剛上星期六，公布了一個名為「香港市民使用開放數據現况」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只有39%的市民聽過「開放數據」，及僅有40%曾使用開放數據的市民對找尋數據的過程感到滿意。這反映「開放數據」在市民心目中的認知度不足，即使有使用過的市民，也感受到數據並非如想像中般開放、輕而易舉得到、容易掌握。
政府須了解市民需要
因此政府必定要急起直追。當然，它可能會辯稱它在「資料一線通」（data.gov.hk）的網站上已開放了大量數據，但這解釋正正跌入了研究「開放數據」的學者M. Janssen等，所指的不少政策制訂者所慣犯的迷思（註1）。這包含了「開放了數據後，成果和利益會自動產生」（The publicizing of data will automatically yield benefits）及「所有人均懂得使用開放數據」（Every constituent can make use of open data）。
要解決以上問題，M. Janssen等認為政府必須把數據變成簡單易用之餘，也要提升市民的「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增加他們理解和運用數據的能力，更應設立「反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了解市民需要，才能保證所開放的數據是對市民有用，並非為開放而開放，以量取勝，濫竽充數。事實上，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研究報告中（註2），也把以上兩個原則，即數據的易用性（data accessibility）及政府對使用數據的支援，用作評估開放數據表現的重要指標。
要建立智慧城市，便要先能夠蒐集足夠的數據，並與全民共享，使整個城市均形成一個良好的蒐集、共享和運用數據解決問題的有效循環。開放數據的好壞，也決定了智慧城市的成敗。
註1：Janssen, M., Charalabidis, Y., & Zuiderwijk, A. (2012). Benefits, Adoption Barriers and Myths of Open Data and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SM), vol. 29, no.4, pp. 258-268.
註2：OECD. (2020) OECD Open, Useful, and Re-usable data (OURdata) Index: 2019. Paris: OE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