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中大蔡子強講師6月16日於《明報》觀點版筆陣發表的文章〈長期被污名化，今天該為何俊仁、李卓人、楊森等老民主派還個公道〉，蔡文指出老民主派長期被視作軟骨頭，但卻仍然勇於面對牢獄之災，故屬真正的硬骨頭，應還他們一個公道。另外，蔡子強講師亦在6月23日筆陣宣布專欄擱筆。
蔡子強講師在明報撰寫專欄已15年，文章涉獵範圍甚廣，從歷史文化到時事分析，內容深入詳盡，實屬一眾明報讀者的福氣。筆者就讀中學時已閱讀明報，同時拜讀蔡講師所著的「君王論」系列，大學更曾修過蔡講師的課，獲益良多。專欄在此戛然而止，誠然可惜，亦是一眾讀者的重大損失。
筆者大致認同蔡文點出應對老民主派還個公道，但認為將民主派激進一翼對老民主派的意見完全否定並不恰當。以年輕人為主的民主派激進一翼，所反映不同於老民主派的聲音，實為民主派向前發展和擴大群眾基礎的動力，而老民主派的思維僵化、策略教條化等問題，的而且確為香港民主發展的桎梏。不論是年輕一代抑或老民主派，均應明白政治立場、道德水平與是否會在危難中堅持自己立場之間，並沒有必然關係，世代間的和解，該從彼此寬恕、互諒互讓開始，那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正路。
入獄後退出政治否 不應與「風骨」扣連
蔡文提及一眾老民主派被詆譭參政只為混口飯吃，而「在過去10年踩着他們上位，以及在選舉中狙擊他們的人」有的消失得無影無蹤，有的則遠走高飛，有的則不再參與政治和社運。蔡文特別強調，初選案中仍遭還押及因其他案件遭判監的一眾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仍沒有退黨，也沒有發聲明不再參與政治，足證他們的風骨。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在回憶錄中指出，脫離人民行動黨而成為該黨最大威脅的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早在作為人民行動黨內部派系時已具有極強的動員力，義工人數多且非常熱心。社陣顧名思義，以激進的社會主義作為綱領，受到有激進社會主義理想的年輕新加坡人，尤其是對當時1960、70年代共產中國有幻想者歡迎。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獨立初期在光譜上雖屬左翼政黨，但在經濟立場遠比社會主義陣線溫和。李光耀留意到，社陣雖在一時間能夠有龐大動員力，但卻難以長久地維持如此水平的動員力。相反，人民行動黨雖未必具有龐大的動員力，被動員者亦不及社陣支持者熱心，但卻會對人民行動黨作出持久的支持。
套用至今天香港的情况上，立場激進的政治人物本身的立場較狹隘，只能夠適應於一時的社會形勢以至社會中個別的一小撮人，且容易遭到政權所針對，故在面對危難時自然較難堅持。相反民主黨立場溫和，在危難間作堅持較為容易。政治人物入獄後會否退黨或退出政治，這其實與政黨論述本質有關，實不應與「風骨」作扣連。
新老民主派世代裂痕 源於成長環境不同
筆者認為，以各世代年輕人為主的民主派激進一翼不滿老民主派，根本原因在於年輕人與老民主派彼此間的成長環境有着極大的不同。年輕人入世未深，看不慣老民主派的個別策略和行動，他們對社會的認識不足，論述能力不足，無法妥善表達意見，唯有以激烈的方式表達不滿；老民主派無法包容年輕人的無禮，於一拉一扯下，彼此間的裂痕就此形成。就以民主黨在2010年因支持政改方案而導致民主派內部分裂為例，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曾在近年出版的回憶錄提及民主黨當時犯的錯誤，就是對中國共產黨仍有一點寄望。新一代的年輕人從來沒有經歷過中國1980年代六四事件發生前的較開放時期，自然未能理解民主黨2010年為何會有如此決定，更遑論要他們體諒民主黨的處境。
然而，老民主派在此當然也並非沒有責任：由於香港社會環境在1980至2010年代初均非常穩定，以選舉和奪取議席作為爭取民主自由的主要方式，屬於非常合理和正確的方式。由於香港自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以來即以比例代表制作為選舉制度（地區議席），只需10多百分比的選票即能取得議席，縱使老民主派論述僵化，沒有適應新時代，仍可以通過一眾死忠支持者的支持繼續連任。這種不思進取的面貌看在民主派激進一翼的眼裏，自然會覺得老民主派又過時又沒用，只懂得爭取議席「出糧」。
查實，任何人、任何派別都會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在儒家文化圈中，儒表法裏的制度使普羅大眾對為政者常有不切實際的要求，一時間在策略上的錯誤很容易與道德水平扣連，是以年輕一代經常將老民主派策略錯誤視作道德問題。同樣地，在儒家思想長幼有序的階級倫理下，老民主派亦會對年輕一輩的無禮行為非常介懷。世代間的裂痕形成，實不斷地重複發生：從2000年代起以陶君行為首的少壯派退出民主黨、五區公投的分歧、2010年政改衝突、本土與大中華之爭，以至民主派是否應在特首選舉票投曾俊華等，全部都是因為老民主派與新一代未有互諒互讓所致。
一同面對當下苦難 在底線下團結
有一句名言：「一個人如果30歲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話，他就沒有良心；一個人如果過了30歲還相信社會主義的話，他就沒有大腦。」社會主義在香港的語境下正正對應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進步主義，亦是年輕人為主民主派激進一翼的理想。蔡文中強調，行禮如儀原來很有用。今天的年輕人在苦難間很快便成熟了，明白為何行禮如儀也有其意義可言，明白老泛民的苦衷，也明白理想需有可能在現實實現，才有實踐上的可能。曾以「行禮如儀」為由杯葛六四集會的中大學生會前幹事袁德智，今年也選擇悼念六四，正正是新一代民主派與老民主派能夠找到共識的好例子。衝突由誤解形成，而共識與和解則從彼此寬恕和互諒互讓而生，民主派老中青各代，得以在當下一同面對制度崩壞下的苦難，從而在彼此間於民主自由的共同底線下團結一致，實屬不幸中之大幸，亦是香港民主運動仍有希望的最佳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