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最近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躺平」。躺平是什麼？我不太看內地網站，沒有深入了解。但看過一些專欄文章，指現時內地一些年輕人，工作了一段時間，職位和收入都相當穩定，但估計再工作十年八年，不似有晉升的機會，收入或許有增加，但要置業，內地城市的樓價如香港一樣，非一般打工仔可以負擔；於是，死了條心，減低自己的欲望，不再妄想向上流動、不追求奢華生活、不與他人比較、不為虛名奴役自己，只求平平淡淡過日子，空閒時找些自己喜歡做的事，就好像躺下來，一身舒暢。
躺平主義成為風氣令人憂慮
這種躺平主義，好嗎？從個人層面看，這種生活態度既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外人很難定對錯；但從社會層面看，當這種人生觀念逐漸成為風氣，實在令人憂慮！况且，國家正力求扭轉國運，擺脫200年來的恥辱和貧困，並邁向歷史上得來不易的繁榮和昌盛，又怎可讓這種頹廢的生活方式蔓延和滋長？內地政府能否改變這種躺平主義，我了解不深，難作評論。
不過，內地的躺平主義，倒使我想起10多年前在台灣盛行的「小確幸」。
什麼是小確幸？簡單來說，就是在當時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台灣民眾普遍有種感覺：台灣的經濟再不如1980、90年代般高速發展；台灣已是小康社會，民眾生活穩定，與其再努力找「賺大錢」的機會，或在職位上拚命更上一層樓，不如安安穩穩保住已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庭、工作、社交網絡、生活習慣等。簡單一句，就是保持現狀，為自己擁有的感恩，不再奢求虛名、榮華和富貴，反過來看重自己心靈的平靜、人際間的和諧，和與大自然的融洽。
台灣小確幸是為自己擁有的感恩
這樣解釋台灣小確幸或許有點抽象，我可用以下例子說明：大約10年前，我到台灣日月潭附近的暨南國際大學出席學術會議，碰上20多年前在台灣教過的研究生；有一次，他們邀請我到大學附近的埔里鎮午膳。午膳的餐廳佈置簡約，但一枱一櫈、牆上的裝飾，看到餐廳主人花了不少心思。學生對我說：餐廳由一對退休夫婦經營，他們原本在台中市有穩定工作，收入也不錯，但感覺工作累了，子女也長大，於是提早退休到小鎮經營餐廳，也在附近找到房子居住。他們經營餐廳並不是為了賺錢，不虧本就是了；他們沒有僱用伙計，餐廳可容納10多位客人，一切煮食由他們兩人包辦，沒有菜單，客人來了才知今天吃什麼，也只做午市，沒有晚餐。但因為食物十分新鮮，客人在這裏進食感覺如家中用膳，所以生意不錯。學生還說：他們夫婦兩人有自己的喜好，有時候想出外輕鬆一下，還會停業一個月，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
以上例子或許沒有什麼代表性，我相信收入不多的台灣居民，為了生活很難有這種選擇。但心態上，看來不少台灣民眾都有這種願望：與其不斷拼搏，不如確實的抓着自己已有的幸福，營營役役為的又是什麼？經濟上，台灣已是相當發達的地區，再急速發展，只會對環境造成更大破壞，也不見得會給台灣民眾的生活帶來更大滿足。因此，「小確幸」的觀念油然而生。
2006年香港出現M型社會危機
香港有沒有出現內地的躺平主義，或台灣的小確幸？我想是有的，而且很早便出現。回歸後，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持續上升，2003年有「沙士」，香港經歷60多個月的通縮，工資不斷下降，連綜援人士領取的金額也要削減。到2006年，香港經濟稍微好轉，我比較了當年和10年前的收入分佈，發覺月入6萬元以上的就業人士多了，月入2萬元以下的也增加，且增加更多，可見中等收入人士減少了。那時，我剛讀了日本學者大前研一《M型社會》一書，於是應用他的理論，提出香港正面對M型社會的危機。
香港是否出現M型社會的現象？當時在社會上掀起一些爭議，但我所以引用大前研一的理論，其實是要指出：不少中等收入人士，開始發覺他們在工作上的晉升機會已大不如前，收入雖然穩定，但工作好像已到了死胡同，就算他們有決心轉到其他工作，也不見得會比現在的職位更有前途；因此，他們目前最要做的，是避免自己向下流動，從中等收入變成低收入階層，也要降低自己的欲望，滿足於自己已經擁有的。這種生活態度，與內地的躺平和台灣的小確幸，又有什麼分別？
年輕「貧窮新一族」上流無望
或許有意見認為：這種不求上進的人生態度，消極得來且有點慵懶的意味。到2011年，我發覺那年「7．1遊行」的人數，是2003年以後最多的，而據傳媒的報道，超過半數參與遊行的群眾是年輕人，年齡介乎20至40歲間，其中80後尤佔多數。當時，我查看香港就業人士的入息分佈，發覺月入1萬至約2萬元的超過100萬人，佔整體受僱人士約三成；而深入一點分析，這100萬打工仔，一半以上在35歲以下，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也佔多數。
我當時的想法：這些出來遊行的年輕人，他們為什麼這麼不滿？原因有很多，但他們收入不足應付支出，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應是主要的原因。我對他們的狀况作了一些分析，並且發表了一篇文章，稱這100萬打工仔是「貧窮新一族」。月入萬多元還算是貧窮嗎？這是10多年前的情况，當時劏房月租大約在3000元間，樓價已超過1萬元1呎，就是年輕夫婦各月入1萬多元，置業是無望的，要住得好一些，也要用去他們收入三分之一。我所以形容他們為貧窮新一族，因為他們雖在「貧窮線」之上，但他們的生活並不比低收入人士容易；他們理應爭取向上流，但現實對他們說：上流是無望的，能夠保有現有的一切已十分幸運，所以與其無意義的拼搏，不如滿足於現狀。但他們甘心嗎？
10年過去，今天的情况又如何？翻看2021年第一季每月就業人士的收入分佈（不包括外傭），月入1萬至19,999元的，共117.84萬人，佔就業人口35.8%，也就是每3個打工仔，有1個在這範圍之內。對這群名義上並非貧窮、實際上卻是貧窮的市民來說，他們能夠看到自己未來5年、10年，或更長時間的光景嗎？有意見認為，在今天後物質時代的社會，或許不應再談什麼向上流，找到自己的生活滿足就應該感恩。
不過，在香港這樣生活逼人的環境裏，就是不想向上流，也得努力避免自己向下流。我擔心的是：不少港人早已失去對前景的盼望！對他們來說，內地的躺平、台灣的小確幸，就是慵懶一些的生活方式，已是太奢侈了！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