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6月25日，香港完成首劑疫苗接種率約28%（參考Our World in Data；港府數據為約31%），低於加拿大（67%）、英國（65%）、以色列（64%）、意大利（54%）、美國（53%）、德國（53%）等許多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很多不夠疫苗，香港卻是有疫苗無人打，商界幫助「谷針」前，接種率甚至只得約18%。
香港衛生專家應參考「疫苗猶豫」研究
這個現象稱為「疫苗猶豫」。「疫苗猶豫」的定義一開始不很清晰，不同研究的界定有差別。疫苗猶豫是介乎「決心要打」及「決心不打」之間，市民可能會拒絕某些疫苗，但接受其他疫苗；他們會延遲接種疫苗，但可能最後也願意打。由於「疫苗猶豫」有心理、信念與知識上的因素，有多少人「猶豫」不容易知道，而且並不是用疫苗接種率就可以計出來。也有人制定了「疫苗猶豫量度方法」，為他人使用。
「疫苗猶豫」是一個學術研究題目，從父母不願帶小兒接種疫苗，醫護不願打流感針，到近來的肺炎針，也有人研究。香港有學者做「疫苗猶豫」的研究，所以我非常錯愕為何有公共衛生教授大罵「港人應對沒有為群體免疫作出貢獻而感到羞愧」。研究早已做了多年，不是香港獨有現象，外國都有，而香港的反疫苗思潮其實一直比外國為弱，請問教授對相關研究的態度是否「我唔知、我唔理」？
「疫苗猶豫」在醫護中也不罕見，何况是市民。負責任的公共衛生專家，應該理解背後原因，對症下藥，而不是辱罵港人，降低市民對公共衛生專家的信任，致事倍功半。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講得出「本港疫苗猶豫十分嚴重」，反而顯示她有這方面的知識。
以下是我看過40篇與「疫苗猶豫」相關的論文後，綜合得出一個大概的解釋及相關因素。
「疫苗猶豫」可以從各個層面理解。首先，歷史、政治和社會文化影響對疫苗的觀感。這意味着不同的因素，如過去的經驗、與健康服務的互動、家族史、自主的感覺、與朋友的談話等，都會影響打疫苗的決定。例如過去疫苗接種的經驗不好，就較影響下次想接種疫苗的觀感。
第二是媒體和傳播的作用。由於疫苗與自身健康有關，更易引起恐懼，比起其他議題，也更易促進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的傳播。研究發現，延遲或拒絕疫苗的人，比較多在互聯網上瀏覽信息。但現在愈來愈多人上網看資訊，包括年老及低教育程度的群體，迎來傳播新挑戰。
風險認知偏差
第三，是風險認知。在發達國家，大部分人打過疫苗，疾病因而減少傳播。由於大家多數未見過無打疫苗染病的後果，所以比較不關注染病的風險，反而更關注打疫苗的風險，因此可以說，愈來愈多人不願意打疫苗，是由於疫苗計劃的成功。此外，不接種疫苗的決定是可逆的，不打疫苗的人可遲些打；反之，打了疫苗的人卻不能把身體逆轉回去未打的情况。事實上，許多研究表明，個人更厭惡「主動」的風險，例如主動去注射「不安全」的疫苗，而不是「被動」的風險，即不打疫苗而感染疾病。這被稱為「遺漏偏見」（omission bias）。
在提高疫苗接種率上，教育及提供資訊的方式沒有很成功，可能由於這些方法的設計，假設可以通過提供有關疫苗風險和得益的概率信息，去減少對疫苗的抗拒。一般人的風險認知是基於過去的經驗及其他因素，而不是客觀和可量度的科學數據。多數父母考慮疾病或疫苗副作用的風險，並不是像流行病學那樣從人口的角度考慮，而是從他們對自己孩子的健康和受傷害的角度出發。
我在〈解決「疫苗猶豫」應尊重個人自主〉（《明報》，2021年6月1日）一文說過行為經濟學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在概率很小的情况下，人會將其看得比原來大。例如，假設出現嚴重併發症的概率為10萬分之一，但一般人認知上對10萬這個大數的概念模糊，他們的感受可能是1萬分之一，因而大大提高了對出現嚴重併發症概率的估算。這個情况，商界用抽獎竟解決了一部分。明明中獎率可能是幾百萬分之一，但一般人又覺得比實際上高，於是抗衡了對併發症的恐懼，覺得打疫苗有着數。
對公共衛生專家來說，傳播資訊時，對外行人用二元分法，而不是用於定義科學風險的概率，可能可減少這個概率認知問題。不過，在教育程度高的人口中，會有人要求數據，不公布概率可能會被認為是「愚民」。更進一步，有人建議政府發布信息時應為受眾度身訂做，也要使用社交媒體等新工具，積極應對疫苗接種恐慌。
有相關知識不等於願意接種
第四是衛生專業人員的作用。醫護通常是疫苗接種的堅定支持者，然而，他們也有疫苗猶豫。有一個2020年3至4月做的香港護士研究裏，只有49%打了流感針，63%打算接種新冠肺炎疫苗（Kwok et al., 2021）；到2021年5月，香港醫護接種率只有三成。在2009年，願意打H1N1疫苗的醫護只有48%、H5N1的有35%；在2005年，願意打H3N2疫苗的有32%（Chan, Wong, & Wong, 2021）。醫護本來就是對疫苗疾病資訊較了解的人，他們面對染病的風險較大，但他們自己都不打，難以說服病人。即使醫護想說服病人，也擔心會傷害患者的信任及引起醫療法律問題。
從醫護的疫苗猶豫可知，即使有充分疫苗接種知識及信息，人們也未必願意接種。疫苗接種知識水平與疫苗接受程度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多項研究表明，與拒絕接種疫苗的父母相比，選擇給孩子接種疫苗的父母，反而對疫苗接種和可預防疾病的了解有限，給孩子接種疫苗只是基於遵從社會規範或遵循建議，而不是基於與疫苗有關的特定知識。相反，抗拒打疫苗的父母似乎已經查看了大量有關疫苗接種的信息，並且對與健康相關的問題非常感興趣。
信任、社會規範與信仰
此外，對衛生專業人員、政府或公共衛生機構的信任也是重要的。不信任政府可導致大眾不想打疫苗、較容易相信陰謀論等。但有些情况，由於大眾信任衛生機構，認為「疾病不在身邊」、「沒那麼嚴重」、「病了也醫得好」，所以不覺得需要打。
將疫苗接種視為一種社會規範，能大大驅使疫苗接種。當周圍的人、那些你尊重的人都接種疫苗，就能構成社會壓力。不過，即使有社會規範，令人希望在群體免疫方面盡一分力，他們接種疫苗的決定最後還是主要基於對自己的預期益處。
拒絕接種疫苗有時與哲學信仰、宗教或道德信念有關。有些人偏好「天然」藥物，抗拒「人工」藥物。荷蘭的正統新教徒和美國的阿米什人（Amish），會因宗教原因拒絕接種疫苗。有些回教徒認為某些疫苗含有來自豬的成分，因此不可接受。
總結來說，關於疫苗接種的個人決策過程是複雜和多面的。許多接種疫苗的障礙，是擔心副作用、健康服務提供者沒有建議接種、對疫苗功效的信念、不信任背後的動機、認為接種疫苗是不必要的等等。
以上只大概談了與疫苗猶豫有關的因素與相關研究；與新冠肺炎相關的研究以及建議的處理方法，有機會再寫。
參考資料：
．Chan, P. K., Wong, M. C., & Wong, E. L. (2021). Vaccine hesitancy and COVID-19 vaccin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 Xianggang yi xue za zhi, 27(2), 90-91.
．Kwok, K. O., Li, K.-K., Wei, W. I., Tang, A., Wong, S. Y. S., & Lee, S. S. (2021). Influenza vaccine uptake, COVID-19 vaccination intention and vaccine hesitancy among nurses: A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114, 103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