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政治制度演變，「選舉政治」成了體現民主、群眾監督的重要手段之一。透過委任、累世承襲等形式產生的精英貴族的政治特權，逐步被取締；取而代之是更多面向群眾、選舉產生的政治崗位。因勢利導，更多商賈和貴族後代開始考慮階層或家族共同利益，透過選舉捐獻、參與管治等方式貢獻社會，也維護自身利益。
香港彈丸之地，政治空間有限；但在港世界級富商不計其數，也因特殊歷史時空和地緣政治位置，不少家族與近代中國史有很深淵源。政商家族參政不僅為本地利益，透過介入政治來增加自身在國家及世界上影響力，亦無可厚非。
新選舉制度強化了關係政治？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需通過「選舉委員」提名方能獲參選機會，門檻提高。不少人直觀認為「素人」及「新秀」更不易獲選委青睞，變相有利「政商後代」。政治領袖不取決於門第，重要的是，是否懂民生、有手腕、具遠見。本文想探討一個過去鮮有觸及的課題：究竟在香港有否條件在「政商後代」培養出政治領袖？
「貴族參政」在不少政體屢見不鮮。貴族參政歷史根深的英國，過去多屆首相都來自中產或以上家庭，部分更是富甲一方的貴族之後。可合理預期他們生活無憂，並與上層名流及跨國企業高層擁有特殊私人及家庭關係。簡單地說，英國首相年薪約170萬港元（香港特首年薪約500萬港元）；實際上要維持上流社會生活，根本不可能沒家族支持參政，僅依賴微薄薪俸明顯是杯水車薪。
綜觀大部分政治領袖一生仕途，都要廣結人緣，累積口碑是很重要條件。無疑出身名門的後代可能稍佔優。比較香港4任特首，董先生來自本地望族，其他都來自公務員或基層家庭。從人生仕途看，明顯需填補人脈及政治資源不足。政務官出身的參政者會存在明顯缺陷。政務官工作繁重，圈子較穩定；在他們晉身香港領導班子前，除非如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自身家庭條件較佳，否則較少機會在本地政商上流活動，建立人脈及信任。
香港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所謂貴族身分，只有商人或政治身分。過去不少政商二代參政，常被視為「業餘愛好」面子工程，或出於企業考慮。據筆者觀察，香港這個講究物質多於精神文明的社會，大眾對於名門及專業人士有崇敬心理，其較易獲市民信任及包容；再者其在回歸前後一直是中央拉攏對象，扮演鞏固管治的角色。
以「政治為終身志業」的院系教育
除了人脈，政治領袖能否具感召力，組建有相同理念的團隊，亦是重要條件。筆者發現，學院的教育，實際帶來相對穩定及公平的政治培養機制。比較英國的政治領袖及港督，會發現在學歷及學科專業上都有很特定方向。英國本地常有說法形容，牛津大學是國會議員的搖籃；工黨領導則有不少來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內地政治也有相似情况，政商領導不少出自「北清」兩所國家頂尖學府。
有云「學而優則仕」。收分要求最高的學府，吸納的都是被社會認可的精英。其一，不論出身，都需通過公開考試而被取錄，確保公平性及個人能力。其二，同窗在求學時期坐而論道，建立識於微時的信任；也對當下時政、未來政局產生共同理想與社會關懷，為團隊建立雛形。其三，個別學院的政治學科訓練定位明確，培養世界各國管治人才；學科設計上兼備理論和實用。
顯然香港各大院校的政治學科教育中，還沒同類安排及遠見。充其量過去不少政務官都畢業於香港大學，常被稱為「天子門生」。綜合現時官商二代來看，於本地大學畢業者有限，不少是在英美等地不同院校畢業，朋輩間也沒很相近的院校、學系的傾向。
筆者認為，未來的選舉門檻提升，直選空間減少；以「選舉導向」的政治人才也會逐步減少，取而代之的應是更多以「管治導向」的專職政治人，可考慮有系統地在學院這一層推行。與內地及國外不少政黨早在高校內發展黨支部，物色值得發展的青年成為黨員及管治人才相比，香港理應逐步取代現時透過行業商會、社團去物色人才，然後舉薦出任公職的做法——前者來得公平，也讓有意參政、抱有熱誠的年輕人有明確的參政階梯。
「資本是沒有祖國的」
回到本地，政商二代何以多年難有政治領袖？筆者私下訪談，歸納了幾個主要問題。
第一，政商二代對參政或加入「熱廚房」都心存顧忌，機會成本較高。大部分香港「政商家族」都有商業背景，即使不考慮自身情况，也要顧及企業或家族利益。過多參與政治，有機會影響企業發展。有時高調的表態更像是為滿足組織要求及需要，參與政治更像是社交、維持政商關係。
「資本是沒有祖國的」。香港絕大多數企業都涉及全球業務，香港只是板塊其中一部分；他們的利益不一定與中央及港府完全一致，缺少誘因共同維持管治；港英政府年代的匯豐銀行、怡和洋行的業務則全賴於亞洲和香港，有很大動機與港英政府同心同德。同樣情况與英國本地政治人物相似，大多是百年家族，家族利益已經在政商界盤根錯節，在情在利也需要共同維持管治。
第二，即使有意培養「政商後代」作為政治人才、自身也擁有較佳的人脈資源和外表，過去多年在政治仕途也不見得一帆風順。這與香港人才培養制度中存在矛盾有關。一方面，建制陣營可分配的政治資源及歷練機會有限。現時由建制陣營所主導的崗位包括：建制政黨出選名單、對民政事務局下的政策諮詢委員會用人推薦上有一定影響力；及後是人大政協及各類衛星組織的用人推薦上，影響力是最大的。
上述崗位都幾近排除了泛民主派人士。在缺乏實際政治壓力及競爭下，以至地區工作瑣碎，都難以吸引高端人才。政治人才需要歷練，並且需在其政途中累積傳媒應對、政策分析、游說等經驗；甚至在人生沉澱中累積政治論述，把長期的論述經過群眾的觀察及實踐轉化為信任。最顯然的例子，英國保守黨前主席彭定康及前首相卡梅倫，都在約20多30歲就擔任保守黨研究部要職，早已是黨內擅長政治分析的「筆桿子」。但是現時大部分建制派可調配的政治崗位，也不足讓人才經歷各類挑戰及政策經驗。這也間接導致回歸約24年來，政商二代中的政治領袖如鳳毛麟角。
「平等政治」與「希望政治」
未來的政治制度，顯然已經為「愛國者治港」，定下政治底線及制度保障機制。「政治議題」將不會是未來選舉主要裂隙；取而代之理應是在民生、經濟、發展、環保、社會福利等問題上的完整構想和識見。
對港部門及建制陣營也應該與時並進。有意識地改變用人思維，放棄「計劃式」的培養，轉為循「市場式」的風險投資。根據不同政策領域中的表現及潛力，招徠在該領域中的人才，平等對待、長期關注和聯繫，作適當政治引導，並給予足夠空間和機會。尤其明確了「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底線後，是時候減少以諮詢委員會及各類公職作為政治培訓場或友好酬庸——現時這些做法，有時反而削弱這些崗位的權威、信任及「行政吸納政治」的重要功能。
筆者一直認為香港有很多了不起的政商家族，如何在香港這個複雜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自處，一直游刃有餘。然而，新國際形勢已至，香港也在歷史洪流中面對新挑戰；當下和未來正需要一批果敢、具政治識見和底線、有感召力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未來香港真正的望族，應該是在當下有「拆掂」各方的魄力；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發掘「創新」的政治可能；真正的政治領袖，應該能夠擺脫選舉，矢志游說各界，推動利民的法案通過，為香港政治開希望先河。
最後引用一名言為本文作結：「政客與政治家的分別在於：政客在琢磨下一屆選舉的時候，政治家在思考的是下一代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