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了中共建黨和執政後在經濟、外交、綜合國力等方面的變化，另一個各方更關注的問題，就是它對內的管治模式和效果了。對此，我有4點隨想。
（1）能否突破前人的軌迹？
概略而言，中共取得政權及執政後的一些軌迹，與歷代執政者有不少相似之處。從大歷史可見，政權更替往往是後來者認為前人倒行逆施，民不聊生，導致官逼民反；後來者於是順應民意（封建朝代更指順應天意），為民請命，打救蒼生，揭竿而起。
到了近代（由孫中山開始），政權更替加入了一些民主的影子，歷代王朝則沒有這個概念。可是，當執政之後，民主元素沒有體現出來，也不能把民主的影子變成概念，再變成理念。更有甚者，執政前的「民主」，變成執政後的「你是民我是主」。這些都是前人的軌迹。
所以，中共能否打破這個軌迹？將是一個考驗。以前的封建王朝，是「家天下」，後來有人形容中共是「黨天下」，中共則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作者按：以前的提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後來幾經討論，終於刪去「下」字）。我不否認這種表述比前人進了一步，我也給它一個like。跟着要檢視的，就是其內涵。我是從發展的角度看這些問題的，眼前沒有結論，更不會否定，但關鍵在於能否拿出公認的實績。
（2）突破前人的意願和持久力問題
回顧中共百年，由在野到執政，毋庸否認，它也經歷過歷代執政者的封閉，改革開放前的管治模式就是例證。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它不能全盤保留封建王朝的管治模式，尤其是它也經歷過自我創傷（反右和文革等運動），所以，現實觸動了改變的意願。1980年代的變化就是這樣來的。
具體而言，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個有指標性的時刻，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另一次令人興奮的會議。那時候，雖然胡耀邦已下台，但鄧小平沒有改變改革開放的方向，讓趙紫陽接上去，包括初級階段的政治改革。所以，那時候有人形容為第二次解放（指思想和政策）。
我從這一點看到，中共在政治上也有自我完善的能力，關鍵是：意願和持久力能否延續下去？其實，今天中共領導層不要故步自封，毋須自廢了這個武功。必須指出的是，眼前的形勢不單跟改革開放前的形勢大不相同，跟40年、30年、20年、10年前的形勢也不相同。最大的不同是，隨着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的要求不斷提高，意識形態不斷發展，存在模式也不斷轉移，甚至以飄移的方式令官方難以捉摸。如果仍沿用老黃曆的方法，認為官方可以控制一切，那就不能與時並進了。
（3）自我完善的方法、路徑和助力
既然有自我完善之心，那就要講求自我完善的動力、方法和路徑了。從中共的實踐經驗看，最大的動力是自己受了傷，跟着醒了，就嘗試一些改變。但恢復元氣之後，很容易又舊病復發，依然故我。這是治標未治本的現象。
另一個動力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好的初心在不期然之下異化。例如，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強調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種模糊藝術，也是鄧小平口中的「白貓黑貓」，跟着各師各法。真的，有時會創出成績，這是自我完善的一部分。可是，這種趨勢慢慢變形，有人認為今天的中國其實就是資本主義，或者「超資本主義」。也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國家資本主義」，在黨國壟斷之下引致權貴壟斷。在外交層面，更有人形容這在國際上已發展成「壟斷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對第三世界。這些都是在過去「一窮二白」的困境下、在自我完善的要求下的進化過程，但如不警醒，也是異化過程。
我不一概認同這些說法，但既然出現了這些疑慮，就更要講求自我完善的方法了。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善待各方的助力。這些助力，可以是黨內健康力量的不同聲音，也可以是民間的監督力量，更可以是黨外以至外來的建議和批評。作為開放、開明的執政者，必須辯證地看待這些元素：中共固然可以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但上述助力與中共自我完善並無矛盾，不會互相違背，反而可以相輔相成，為什麼要排斥呢？放在眼前當下，會否排斥黨內外的助力，恰恰就是中共高層能否自我完善的一個指標。又是那一句話，關鍵是看實際行動了。
（4）能否效法周處除三害？
如果用實踐論的角度看中共建黨百年，它確實有成功的地方。但我又不會用先驗論看未來的日子。因為中共自己也說，要負起民族復興的艱巨任務。好！既然如此，那就要認清現代化的標準和要求，而不能用以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了。
所以，中共毋須害怕，抗拒包括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內的現代文明。事實上，中共要成為真正劃時代的政黨和政權，就要有別於前朝歷代執政者；前人沒有做，或做不到的事情，今天就努力做。不妨多用周處除三害的精神，思考與人民的關係。周處為鄉民消滅猛虎和蛟龍，以為會得到讚頌。殊不知鄉民對他仍避之則吉，口碑仍劣。後來他才知道，鄉民仍擔心他弊病纏身，欺壓良民，是為「第三害」。最後，他棄陋習、除弊病，才能取信於民。
今天，中共在取得不少成績之餘，不要以為把經濟、科技、外交搞上去，就可以在政治改革上止步不行。須知，時代的巨輪是停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