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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的三大良勢變化──中共建黨百年隨想之一(文:劉銳紹) (09:00)

中共快將慶祝建黨100周年。在香港,中聯辦等駐港機構已推動百年成績的宣傳。100年了,對個人來說,很長;在歷史長河中,很短。無論如何,要談100年的事,不容易。所以,我只能談一些隨想。

我看中共這100年,感情是平靜的,也是複雜的,因為我歷來都從3個比較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國。

其一,把今天的中國與過去的中國比較,就會發覺今天中國的國勢來之不易,各方必須承認和好好珍惜。這不單跟100年前比較,即使跟40年前比較,也大不相同。我再用動態的角度,比較30年、20年、10年前的中國(包括我的親身經歷),有些變化總體是向好的,關鍵是:怎樣持續下去?

其二,把今天的中國與今天一些國家的先進部分比較,就會發覺中國的不足之處,仍有很多需要追趕的地方。如果看不到或抗拒這一點,將會令中國付出更多無謂的代價(外耗),甚至自我抵消前進的力量(內耗),陷於夜郎自大,敝帚自珍。

其三,把今天的中國與人類的普遍要求比較,倘能善加改進,就可以讓中國少走彎路。按官方的「國情論」,外國的東西不一定適合中國,所以不能照搬。我贊成,但是,不能藉此抗拒人類的普遍要求,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因為這不是外國的,而是人類的。

按照上述3個比較,無論你對中共有多少不滿,也應該看到過去100年來中國的確起了很大的變化,有些方面更是質和根本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主要是在過去40年出現的,早前的60年(包括中共執政後的30年)都是在混沌中過去的。至於怎樣解讀這些變化和分析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在此,不妨先看中國的良勢變化,有3點是明顯的。

(1)經濟形勢總的勢頭上升,而且起了實質的變化

有關經濟成績的數字,官方已經大力宣傳,無論是否有水分,也不能否定今天中國的經濟已經起飛,成為一股世界不可忽視的力量。概括而言,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全球最多,對外投資和國際經濟參與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約40年前,中共開始採取「與狼共舞」的方法,代替以前的閉關自守,才走出一條活路,否則它只會繼續陷於困境。

在這個包括數和量的實質提升過程中,當然有不少浪費、濫用、高成本低效益、貧富懸殊擴大等問題,但經濟實質起飛仍是多線中的主線。所以,人們看見內地的民生維權事件不斷增加,官方處理不善肯定會增加民怨,把不斷積累的民怨推向爆發的臨界點;但與此同時,滿意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群體也不少,尤其是在經濟改革中能夠適應並得到好處的一群,當中不少是普羅大眾。經歷過40年前的苦難的老一輩,更會感到今非昔比。這就把中國社會的矛盾張力維持在一個上升、高漲,甚至快要滿溢但又沒有瀉出來的狀態。當然,這是必須高度重視的,否則民怨四溢,變成「水銀瀉地」,那就悔之已晚。

(2)排除了列強的控制,國際地位有實質的提升

觀察這一點,必須從歷史的角度比較。過去100年裏,中國無論是軍閥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外國列強的欺負、控制和影響。軍閥政府與一些國家勾結,並向外國屈服,引發「五四運動」的「山東問題」(一戰後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但在巴黎和會中,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卻轉交予日本)就是典型。國民政府號稱獨立自主,但一直擺脫不了美國的控制。直到今天,雖然台灣已經出現政黨輪替,但美國仍然利用台灣作為牽制中國大陸的一個籌碼。

至於中共,在共產國際和前蘇聯的扶持下,剛執政的時候仍受到蘇聯控制。但自從1960年代中蘇交惡之後,中國既在西方世界封鎖之中,又在蘇聯的壓制之下,仍敢於抗拒外國的壓力,在跌跌撞撞之中走出民族自主之路。所以,無論對中國今天的「戰狼外交」(有人形容為「野狼外交」,因為狼群是有戰術的,但零散的野狼則是單打獨鬥的)有多大的不滿,也不能抹煞那一段掙脫列強操控的歷史。而這一點,也是百多年其他執政者做不到的。

到了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無論怎樣形容,也算是已躋身大國之林;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未必能一錘定音,但不會被忽視。中國在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的參與度,也是100年來最強。所以,我經常說,弱者是最聰明的,因為要尋求生存,辦法最多,但強起來的時候,辦法卻愈來愈單一化。這又是另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

(3)綜合國力實質提升,穩定走下去有望建現代文明

綜合國力包括經濟、軍事、科技、教育、人民質素、文化內涵、社會組織、生活模式、人民滿意度和自由度等元素。從總體發展的大方向來說,過去40年來中國在這些方面都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很多數據(包括外國的研究)都可以證明,在此不贅。如果這不是事實,外國就不會強調「中國威脅論」了。

當然,上述各種元素的變化也有快慢之別。軍事、科技等屬於硬實力,提升的速度較快,人民質素、文化內涵等屬於軟實力,提升的速度較慢,有時還是浮浮沉沉。值得關注的是,硬實力提升之後,軟實力是否同樣可以提升到令國民滿意的程度?必須承認,今天中國還未完全達到現代文明的水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上述3點,可算是中國百年來的良勢趨向,是極不容易出現的。所以,看中國問題,必須看到主流和支流同時存在,分清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好的主流該如何維持、擴大?與此同時,因為支流很多,容易吸引大家的視線,官方必須懂得引領水流,否則支流也許會變成主流。

基於過去100年和40年的分階段觀察,我逐漸形成兩個重點:第一,在中外的問題上,我多數站在中國這一邊,無論是民族、道理、生存等角度,我都會為中國多想、多做。第二,在官民的問題上,我更多站在民的一邊,但不等於事事跟官方作對,因為中國的體制仍未能讓官民力量「平衡相長」。我會繼續批評和建議,喜憂同報,哪管是否對牛彈琴!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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