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辦下去，難！取消，亦難！根據《讀賣新聞》的民意調查，有約一半受訪者不願意此時舉辦奧運，早前更有達數以十萬計的人聯署建議取消東奧，有民眾在其測試賽場外集會大呼：「No! No Olympics!」甚至連東奧合作伙伴《朝日新聞》亦刊出社論，呼籲叫停東奧；日前也發生了不幸事件，有日本奧委會高級官員懷疑自殺身亡。
國際輿論壓力亦不小，除了朝鮮宣布退出外，個別選手（如著名網球手拿度）亦曾表示未必出戰，部分項目如棒球的預賽也因疫情一波三折，在未來數周還會有國家隊退出嗎？近年奧運都曾在賽前鬧出風波，為賽事成事與否增未知數：2008年北京奧運受四川地震影響，2012年倫敦奧運有恐襲之危機，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前夕示威不斷，也許爭議從來是遊戲的一部分。
2011年福島地震、海嘯和核災是日本戰後面臨最大的危機，再次「走馬上陣」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先後申辦2020年奧運和2025年世界博覽會，志以「奧運五輪」和「萬博幻想」激發日本的活力。據申辦文件，估計東奧（加上殘奧會）帶來約8.2億美元收益，大阪世博帶來約7.4億美元收益，當然情况已變，數字有待重估。一方面，這會令大和民族可重溫「昭和」舊夢，連繫民眾與奧運、世博的特別回憶；另一方面，舉辦國際盛會的成功帶來投資、商機和基建，以及為日本烙下新的國際形象。民意由最初支持，到這一年多來的大逆轉，到底對舉辦國際盛會有什麼啟示？
戰後日本的奧運和世博美夢
約自19世紀中葉的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與博覽會和奧運的淵源甚深。先有幕府派使節團參觀1862年倫敦世博，後又首次正式參展1867年巴黎世博。因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更激起對舉辦世博的期待，打算舉行「日本大博覽會」，卻因經費削減而取消。1912年，日本首次派員參加斯德哥爾摩奧運會。日本原定於1940年舉辦東京奧運與世博來慶祝大和「紀元2600年」，以及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重建有成。由於二次大戰爆發，取消奧運和世博，日本其後戰敗，並一度放棄此等事業。
上世紀60年代日揆池田勇人主張「收入倍增」目標，打開第一個「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日本國運蒸蒸日上，國民生產總值開始緊隨美蘇之後，美國學者傅高義先後寫下《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和《日本第一》總結出日本的成功故事。
在美日同盟愈走愈近的冷戰背景下，日本因而重新得到國際認可，支持首屆在亞洲舉辦的夏季奧運會——那便是1964年東京奧運，象徵着日本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向世界宣告繁榮和平進步的戰後日本出現。同期日本成功申辦1970年大阪世博，那曾是博覽會史上最多遊客參觀的一次。
日本更在後來取代蘇聯成第二大經濟體，以「一億總中流」的中產社會自居，日本產品和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成為發展經濟學所形容的「雁行理論」中的亞洲奇蹟。因此，奧運和世博，屢次在日本人心目中有災後和戰後重建的重大意義。
奧運和世博之必要
好景不常，「廣場協議」以後，日圓升值、出口受壓、泡沫經濟漸漸爆破，樓價股市轉而向下，有企業開始資不抵債，是為平成年間「失落廿年」的序幕。此外，日本社會面臨重重危機，諸如就業難、貧富懸殊、鄉郊空巢、不婚晚婚、少子化、人口老化、青年「宅不出門」等等。同時政治亦不穩定，在約20年間（1991至2011年）換了13任首相。
日本學者吉見俊哉認為，這是宣告戰後體制的終結和日本社會空洞化的表現，更進而令民眾對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和政商精英產生不信任。10年前的一場地震和核災更進一步揭露發展主義的遺害，那曾是築起日本經濟景氣的磚瓦，不但一路崩塌，更壓毁了日本社會、環境和日本人的心靈。
吉見俊哉進而解釋為何日本有辦奧運與世博之必要。他比喻道，如果將日本現代化看成線性發展的過程來追趕上西方列強的話，那麼歷次申請和執行奧運和世博，便象徵追趕成功。相較之下，由於大災大難大戰造成毁滅性傷害，便遠離了追趕的過程。尤其日本社會認定奧運和世博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戰後和災後「火鳳凰重生」的獨特回憶，面對福島地震和核災，日本人苦於走回正軌之途，而這種集體回憶與情緒緊扣於舉辦成功的國際盛會（mega-events）。
因此安倍任內分別成功於2013和2018年拿下東奧和大阪世博主辦權後，可視為擺脫災難和失敗的強心針，前者以激情和團結為口號，後者以未來和生命作招徠。只是萬萬沒有人想到，自2019年底開始的瘟疫大流行，延誤了東奧；或許是經不起再添取消奧運的歷史，以及為免前期投資付諸東流，去年安倍政府打算今年硬着頭皮辦下去，更沒想到引起了日本民眾對瘟疫的集體恐慌，和多少改變了對東奧的固有印象。
退一步會海闊天空嗎？
辦下去，人命關天會受千夫所指；取消，退一步會海闊天空嗎？取消東奧，又會對日本經濟、心理和歷史造成什麼未知的後果？辦下去，則有機會振奮人心，重燃日本和世界希望，也許吸引全人類居家觀賽會比出門消費娛樂更安全；取消的話，則賽區集體感染風險減低，卻失去奧運對世界的有形和無形效益。因此舉辦與取消東奧的決定，近乎美國哲學家桑德爾在《正義》中指出的電車失控時，「魚」與「熊掌」之間該選擇撞誰的道德兩難，從功利主義和絕對道德論切入都得出不同結論。
或許舉辦2005年愛知世博的教訓，可讓人反思當下。這次世博醞釀於1990年代之初，便引起選址、選題和環保理念之爭，激發日本公民社會的反彈。日本在1997年奪得愛知世博的主辦權，日本環境廳前官員岩垂壽喜男為首的民間組織沒有因此而放棄，促進了民間透過互聯網和電子郵件建立非正式的環保網絡，由地區性環境議題拓展為全國性動員，甚至環保組織聯合起來，推動世界自然基金會去信主辦方表達對環境的關注。愛知世博的主題也只好一改再改，由最初的「技術．交流．文化：新的地球創造」，改成「超越開發」之後又因發展中國家施壓，最終定案「自然的睿智」。首個具官民參與的圓桌會得以設立，帶領世博走向公民參與一途，但也間接令有份辦多屆博覽會的專家堺屋太一退出愛知世博決策層。因此就算現首相菅義偉接掌後，在與社區隔絕的場館安排下，與國際奧委會合作並安全地完成比賽，亦免不了來自海內外公民、商人、醫護和運動員等持份者日後對舉辦國際盛會的戒心、反彈和介入。
期望主事者毋忘初衷，舉辦奧運會的其中一個意義就是要彰顯奧運精神。奧運精神當中的主要價值為和平、尊重、友誼、團結和公平競技，包括讓每一個人不受歧視而參與體育運動的可能。有報道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提議在沿用約百年的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中加上「更團結（together）」，就如奧運五環就是象徵五大洲的團結，這間接表明奧運的理想是超越國界的崇高理想，推廣人類社會的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
當大流行仍未有退潮的迹象，舉辦任何商業和國際活動的風險必然存在，既不能率爾成章，因噎廢食亦不可取，因此東京奧運和迪拜世博主辦方一年多以來想方設法找出適應疫情又安全活動的上策。現時日本民間群情洶湧，國際輿論愈來愈激烈，要平衡奧運精神、公眾安全、保險賠款、社會影響和內外政治後果，進退兩難。期望東奧在辦與不辦的爭議中，樹立新常態下國際盛會（如明年北京冬奧和卡塔爾世界盃）的榜樣，真正做到前首相安倍晉三在申辦時的理想：「奧林匹克精神的遺產不可囿於建築，甚至也大於國家項目，這是關於全球視野和對人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