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指出的是，儘管現時已有《港區國安法》，但這並不代表香港特區就毋須或可擱置23條自行立法，因為落實《基本法》第23條一直以來都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與義務。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強調，港區國安法並非取代基本法第23條，特區政府仍需自行立法。
兩地政治互信愈高 香港自治空間愈廣
香港作為中國最特殊的政治邊陲，其在「一國兩制」下所具有的任何功能、承擔的任何角色，完全是建基於國家安全（國土安全與政權安全）之上。而能否有效回應中央的核心利益與守住底線思維，則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影響因子，因為「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個高度交互式的實踐，是客觀事物在辯證發展過程中不斷揭示矛盾、總結規律的過程。只有當兩地政治互信的程度愈高，香港自治範圍的空間才會愈廣，所接受的管治約束才會愈少。
香港回歸約24年，所發生的一切管治危機及社會事件已經充分證明，在構建政治互信的過程中，主動權主要把握在香港自己手中。正如學者閻小駿所言，「要與北京重新構建高度信任，香港社會就需要首先在建立國家政治認同、接受國家政治秩序、承認國家的管治權威、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和尊重國家代表標誌這五個方面做好應做的工作」（見《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毫無疑問，香港愈早完成23條本地立法，履行憲制義務，便愈早有助於重構政治互信。
2003年立法失敗 促使北京轉變策略及思路
2003年23條立法失敗，一方面源於特區政府對時局的判斷錯誤，選擇時機嚴重不當間接導致；另一方面主要因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建制政黨自由黨臨時倒戈，其黨魁更因反對立法辭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既令當局無法獲得足夠法定票數，也造成管治團隊分裂，因此，當局不得不宣布無限期押後恢復二讀，令立法中止至今。但是，自基本法起草之日起，如何以法律手段保證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出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北京對港工作的重點，而2003年的立法失敗，不僅直接破壞北京與香港社會之間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促使北京開始轉變對港工作策略及思路，此次事件可謂對香港政治影響意味深遠。
港府不能把法定任務置之不理
但是，特區政府不能因為這一次失敗，就把此項法定任務當成「燙手山芋」或「定時炸彈」而置之不理。特區政府一再表明將會在適當時機推動23條立法，但何為適當時機卻一直沒有定論。香港回歸約24年，已歷經4任行政長官均沒有完成此項憲制工作，如果仍然僅僅是持有一種「曖昧」的政治姿態回應公眾，而不採取切實可行的行動步驟，實在是難辭其咎，更遑論得到中央百分百的政治信任。
通常來說，在立法權限方面，有關國家安全這樣重大議題的立法權力，幾乎都是掌握在國家立法機關，而非由地方自行立法。但中央基於對「一國兩制」的尊重，為體現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基本法則將此項立法權限賦予給了地方。具體來說，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中的「應」意味着特區在法律上必須切實維護好國家安全，肩負國家法律意義上的絕對義務；「自行」則代表着特區已獲得授權，根據自身實際情况執行，以最大程度保障香港法治傳統的延續性；「立法」則表示特區要採取具體可行的立法活動。
儘管現時已有港區國安法，且根據《香港回歸條例》，回歸前部分涉及到國家安全內容的法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社團條例》（第8條）、《官方機密條例》（第3條）及《公安條例》規管公眾行為等均沿用至今；但是，從實際應用情况來看，從香港特別行政區層面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是絕對不限於上述現有法律基礎，更何况23條立法是全面系統地明確禁止7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從特區層面完善法律制度以維護國家安全，當然包括盡早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