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在被扣押期間，父親不幸逝世。他申請外出奔喪，卻遇到阻滯，後來在社會大眾關注下，法官批准他有條件外出。此事不單引起人倫和人道主義的討論，更令人想到政治智慧的問題。
我與胡志偉相交多年，當年一起為孩子尋找學校時，曾談及香港未來的各種問題。想不到，當年的憂慮今天竟然成為事實；而他，更遭逢一段「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死不能撫汝以盡哀」之痛。
無論是什麼人，或是什麼信仰的崇拜者，大凡親人仙逝，總有大別之情，都想送終。即使內地官方，也有這種體諒之懷。記得陳一諮（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在「六四」後逃亡到美國去，1999年也可以回國為逝世的母親安靈。2004年，學運領袖吾爾開希也獲准來港出席梅艷芳的喪禮，那時已是特區政府年代。為什麼當年可以體恤這種人之常情，今天卻不近人情？
我還有一位好友經歷了子欲養而親不在、父親逝世而不能送終的痛苦，他就是程翔。當年他在內地獄中，父親在港逝世，不能回港奔喪；家人擔心他難以承受，也不敢馬上告知噩耗。可是，這次胡志偉人在香港，案件仍在處理中，還未定罪，而且不是涉及暴力的刑事案件，只是未能保釋而已。為什麼不可以酌情處理，讓他外出見父親最後一面呢？生離死別也不許，情何以堪問蒼天！我在義憤之餘，送了一首《孝詩》給胡志偉：
挺傘默言心內鏗，
胡不歸兮送父行？
志存孝道身在獄，
偉業將酬萬世亨！
雖然胡志偉後來可以送別亡父，但這個迂迴曲折的過程令人產生三大疑問。
（1）港府高層的政治智慧有多高？
平時不關心政治的普羅大眾也會明白，讓胡志偉奔父喪，是一個可以讓官方取得政治好感的機會，說明他們也講人道主義，至少可以稍為挽救港府的負面形象。為什麼初時仍不批准？
從公開的現象來看，這是懲教署的權力，而懲教署基於制度和各種考慮不予批准，也許有其理據。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此事已引起社會關注，港府高層（包括林鄭月娥和保安局）沒道理不知道，為什麼不主動行使酌情權？或對此事表示關心，讓下級部門領會而寬鬆處理？
這就涉及兩點：一、港府高層的政治敏感度是否足夠？還是僵化地把事情視為制度、程序和部門分工的問題？二、如果他們知道事情已引起各界關注，但仍然不主動介入，那就令人感到這不是政治敏感度不足，而是另一種政治考慮的問題了。到底是基於整體政治形勢的評估，或是猜度更高層的政治意圖？還是不想讓外界炒作此事？有意見指，如果胡志偉及有關人士低調一點，也許可以悄悄地讓他奔喪（「也許」而已，無人說得準）。
我不想猜測是什麼原因，但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也說明港府高層的政治智慧實在有限。試想，如果不想外界炒作而不讓胡志偉奔喪，這豈不是更讓外界有炒作的口實嗎？如果明知是主流民意（包括建制派）也認為官方應該從寬處理，那麼不讓胡志偉奔喪豈不是故意逆民意而行嗎？如果是更高層的意圖（我相信不是），理應游說網開一面，怎會自己製造官方刻意阻撓的印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埋怨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無法改變「唯上是是」的政治閉塞和「思想便秘」了。
（2）港府內部的預警文化是否足夠？
我從良好願望出發，姑且說港府高層日理萬機，無暇理會這類「小事情」。可是，這又令人想到，港府內部有沒有預警機制？甚至有沒有預警的文化？
作為醒目的執政者，都會通過各種渠道、機制和方法，提早發現危機，並及時處理和解決。港英政府年代的中央政策組，就發揮了這種功能。當年的主管顧汝德對我說：他邀請曾德成進入組內，就是要通過曾德成了解左派的想法，尋找適當的處理方法，從而達到對港英政府最有利的管治效果。不少曾擔任中央政策組顧問的朋友也對我說，顧汝德開會時甚少講自己的意見，多在傾聽；最重要的是，他從來沒有一錘定音，更不會隨便否定別人的意見。即使他不同意，只會日後不採納，但事實上他卻經常採納了可行的意見。所以，有人說他深沉，甚至給他一個「魔僧」的外號，而他也一笑置之。
可是，今天的情况是否如此？港府內部的言路是否暢通？已成一大疑問。如今，中央政策組已變成「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我不評價它的工作，因為關鍵是：林鄭月娥願意從中吸收多少善策？此外，以前還有新聞統籌專員；無論他們的表現如何，工作側重在哪些方面，都可以成為一種預警和協助處理危機的安全閥。但林鄭月娥的原則是，找不到合適人選就「暫時不請，寧缺毋濫」，所以這個功能今天也沒有了。
近日，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表示，在新制度下，特首的施政作風可謂影響一切，現屆政府不少時候有「一言堂」文化，不少司局長私下向他反映不敢或不想發表意見，這種情况導致很多政策有盲點或不夠貼地。
假如初時不讓胡志偉奔喪是出於這個原因，無人願意為特首出謀獻策的話，那就是更嚴重的問題了。
（3）中央有否提醒創造寬鬆的契機？
從北京的角度看，這是香港的內部事務，而且是小事一樁，不需要中央過問，自然不會從旁提醒。但事實上中央給外界的感覺卻是事事都管，紫荊文化（香港）集團有限公司近期的動態，也是中央加強管理香港文化的又一例子。所以，外界慢慢形成一種印象：重大的、政治性的、嚴肅和從緊的事情，中央很快就自動埋位，而輕微的、非政治性的、寬鬆的事情，中央一般則會放輕處理。這種思維也影響了港府官員，面對可以創造寬鬆氣氛的機會也輕輕放過。
其實，內地近年來在涉港事務上的弦線繃得太緊了，處處防範的鬥爭意識仍佔上風，難免影響了創造各種融和機會的思考。胡志偉奔父喪受阻一事，說明「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上級不說下級就謹小慎微的慣性，實在令人浩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