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五四運動」102周年紀念日，港澳也有紀念活動，也許官方希望對港澳青年多加引導，以免過去一段時間的摩擦重演。不過，如何善導青年是一個全面的問題，而不是單看官方的意圖和行動。概括回顧過去102年，相信大多數人不會否認，「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只推動了一半：科學明顯發展，但民主卻無進步；即使有進步，也許只是外面的包裝，而不是實質和內涵，更不是現代文明應有的要素。
我今天雖然已年近七十，但我也年輕過；多年來執教期間，仍努力與青年溝通，了解他們的心聲。到了今天，我仍跟不同的青年群體接觸，吸收他們的青春氣息、朝氣、衝勁、創意，在相長之下保持心境不老，互補長短，化作動力。久而久之，我對青年工作有3點思考，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教育問題。
（1）目標：要教育出怎樣的新一代？
官方經常從廣義上宣稱，青年是未來的社會棟樑，要發憤圖強，要有建設性，近年更強化（官方標準的）愛國要求。這些我都不一概反對，但在追求這些目標的同時，怎樣才能達至實質效果？我們到底要培育一批唯唯諾諾、因循苟且、「唯上是是」的青年，還是懂得獨立思考、能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青年？
中共過去也反對過培養因循苟且的人。毛澤東談青年工作時說：「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代尤其是這樣。希望各地的黨組織，協同青年團組織，注意研究如何特別發揮青年的力量，不要將他們一般看待，抹殺了他們的特點。」
陳雲也反對「唯上主義」，對青年更不是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在執政前，中共也反對過國民黨的教育政策，不接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當然，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不等於放任自流，更不是中共在1970年代鼓吹的「反潮流精神」；那是有破壞性的「無政府主義」甚至是「無規範主義」。中間就涉及一個「度」的問題，尺度、程度、力度……總而言之就是：如何善導？觀乎近年對待青年工作的態度，往往失衡和過度。容或一些青年有過激行為，需要懲處，但當局經常只側重一點，不及其餘，認為青年「離經叛道」，自己卻逐漸變得霸道。
（2）用什麼東西、內容善導青年？
中國的傳統教育概念認為，必須讓青年明辨是非，於是引用的內容都是正面的、積極的、強化心靈的；至於反面的、負面的、消極的內容，都不能在傳統教育中出現。這種思維擴而充之，對執政者不利的信息都不能存在，更不能讓青年耳濡目染。於是，官方經常開動各種「淨化工程」。
觀乎內地和香港的教育素材，很多官方過去肯定的內容，逐漸按照今天的政治需要而變。隱藏或扭曲官方的負面歷史，更是愈來愈普遍。其實，這樣只會大大削弱青年的認知能力、判斷力，以至對錯誤信息的免疫力；日後當他們懂得尋求全面的真相，接觸到另一種說法的時候，往往有恍然大悟的變化，跟着就不相信官方的版本，連準確的內容也不相信。這是一種自然的反彈規律，而這又是官方自己製造出來的。
所以，我經常引用香港《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先生的16字真言——「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讓青年掌握全面的、正反兩面的、「光榮的或丟臉的」，都可以仔細、客觀分析。這反而可以為青年增強辨析能力，即使面對外來的宣傳戰、信息戰，也不會陷於盲目之中。
（3）用什麼方法教育和善導青年？
在中國的傳統教育意識中，經常擔心青年思想不成熟，容易天馬行空，「游思無根」，甚至出現奇怪的想法，所以慣了用單向的灌輸方法，把官方認為正確的信息，像打樁機一般打進青年的腦袋裏。殊不知，這不僅局限了青年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會引起他們的「內部異化」。
所謂「內部異化」，即是青年心裏出現各種疑問，但不會直接提出來，也不會外露，因為他們提出的疑問往往被視為「錯」，變成「被矯正」的對象。他們只會在心內存疑，主動的或會自行尋求答案，被動的則會慢慢把存疑當作真實，這樣就更會南轅北轍了。
所以，務實的教育工作者往往用雙向交流的方法，讓青年敞開心扉說話，雙方由討論到辯論，甚至激辯。我曾在課堂裏嘗試以下「互換角色」的辯論方法：班裏有分別來自香港、澳門、內地和台灣的學生，我讓他們易位而處，香港學生扮演內地學生，內地學生扮演台灣學生，台灣學生扮演澳門學生，澳門學生扮演香港學生，餘此類推，經常互換，讓大家從另外三方的角度討論問題，而且在討論前要站在自己代表的一方，蒐集資料，準備發言內容；即使自己平時不相信這些觀點，但也要蒐集、閱讀、思考。
跟着，辯論分3個部分進行：一是互換角色發言、辯論；二是還原本身的角色發言；三是說出心得，例如蒐集、分析和思考資料的過程中的領悟，聽了另外三地同學發言之後的想法。他們都感到，原來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從而拉近距離和提高認知水平。
其實這種互換角色的方式來自「小聯合國」的概念。中國的中小學也經常參與國內外「小聯合國」活動，中小學生分別扮演其他國家代表，互相交流，效果就是讓他們擴大視野。
後來，我還發覺讓學生了解負面的國情，有時反而可以激發他們承擔責任。只要不是嚇唬和壓迫他們接受，一般也可以引發建設性的民族感情，而不是狹隘的盲目仇外。我當年就是在了解國家困局和弊病叢生的負面國情之後，才不斷了解國情，尋求解決方法的。
所以，對青年的最好教材，是國家和政府行為。如果是好的、對的，不用教他們也會愛國愛港；如果逆民情而行，無論鋪天蓋地的宣傳和教育，效果只會歸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