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將會是香港故事的歷史拐點：社會運動徹底改寫了政治生態和京港關係；及後出現的世紀肺炎亦使大家的生活出現各式各樣的「新常態」。
一連串的社會事件，雖然尚未成為歷史定案，但肯定會是香港社會的集體回憶，成為不同世代的成長烙印。
集體回憶與公共論述「互為因果」
歷史發展是動態的：當出現出乎社會常規的現象和爭議，我們便會視此為社會事件。社會事件若是規模大、影響力強，則會在人們心中留下烙印，成為集體回憶，代代相傳。集體回憶倘若沉積成為一種帶有道德批判的公共論述，則會反過來定義、或重新定義相關的社會事件。在形成集體回憶的過程中，國家力量、公民社會，以至是家庭、教育、傳媒等社會制度，都會影響集體回憶的道德立場或歷史敘事。故此，不同社會力量如何影響集體回憶的形成過程，會促成人們如何定義社會事件。
集體回憶的形成，箇中當然有國家力量和官方論述。官方教育系統和文宣，往往定義一些重要的社會事件；而官方的資料和立場，亦會成為重要的新聞素材，成為公共論述的一部分。然而，官方力量亦可以反過來，刻意淡化某一段的歷史或某些社會事件，讓它們於教學課程中變得毫不起眼，又或者減少提供相關的新聞素材和官方論述。官方於社會事件的集體回憶形成過程中「保持低調」，或可使相關的集體回憶於公眾變得面目模糊，但亦有機會讓其他形成集體回憶的「持份者」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弱冠」之年經歷 往往成為世代集體回憶
個人成長、家庭、教育和傳媒資訊都會影響社會集體回憶形成。首先，研究世代差異的學者便曾經提出，人們於「弱冠」之年所經歷的社會事件，往往便會成為該世代的集體回憶，因為人由少年轉型至成年的時期，正處於形成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階段。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生活和性格，但青少年時期的深刻烙印，往往會打造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例如，在二戰後出生的香港嬰兒潮，其青年時普遍艱苦的生活環境，往往會形成節儉和努力儲蓄的習慣；在青年時見證香港社會經濟起飛的一代，則可能普遍認同「獅子山精神」——只要努力，相信自己，行行出狀元。當然，倘若於年輕時期便看見同學「贏在起跑線」，房價與自己收入不相稱，耳聞「官二代」、「富二代」、「窮人不應有小孩」的故事，則可能留下社會不公、官商勾結等階級烙印。
官方難完全操控老師教學
家庭和教育亦是集體回憶的重要生產基地。不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家庭一般來說各有各故事，未必能產生一致的集體回憶。教育雖然是官方論述的重要基地，但老師在教室的教學，則從來不會被教案及課程大綱完全主導。不少研究香港集體回憶的學術文章指出，相對於教科書和教案，老師的情緒、個人感受，以及與學生的互動，往往是學生認識歷史和社會事件的重要記憶。官方可以行使公權力制定課程大綱、審查教案和教科書，但卻難以完全操控每一位老師的情緒和個人意志。故此，教育系統雖然是集體回憶的重要生產基地，但亦往往難以產生統一的集體回憶。
周年紀念 可讓社會定時討論
除了成長、家庭與教育的個人經驗外，傳媒資訊及公民社會組織，都會形成公共輿論、影響集體回憶。
傳媒機構的新聞素材，往往受其消息來源影響。除了官方資料和消息外，傳媒機構在組織一些「大事回顧」或「周年紀念報道」的特輯時，往往會選取「見證人」或社會事件的片段，重組故事，又或力圖把紀念事件跟當下的社會形勢拉上關係，以增加新聞元素。當然，如今的觀眾也未必會把這些「大事回顧」或「周年紀念報道」照單全收。
此外，公民社會組織的一些社會動員，例如周年大遊行和紀念集會，雖然行禮如儀，但亦能讓社會定時討論及回憶相關的社會事件。而且，周年紀念的社會集體動員，一年一次，既可讓新聞界及社會輿論產生紀念效果，亦避免支持者和群眾產生「運動疲勞」—— 一年才相遇一會，毋須市民放下工作生活投入運動，更容易讓人加入。
集體回憶拉鋸戰慢慢展開
集體回憶的形成，在各持份者的拉鋸下，少不免會出現選取內容、放大部分片段、加入道德價值判斷。過往有研究發現，親歷歷史事件的成年人，其道德立場或會較為複雜，往往念及當年種種不同的「大局」；但「跨代」認識歷史事件的年輕人，其道德判斷往往會直接得多。如今，香港所有人都親歷了自2019年起的社會劇變。不同世代和政治光譜的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各社會事件的集體回憶拉鋸戰，亦慢慢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