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是剛由香港記者協會編輯出版的新書，作者共有42名新聞工作者，分別來自不同的機構、層級和工作背景。總體而言，該書內容豐富，觀點明晰，主題吸引，是了解香港傳媒、輿論與政治的不可多得的編著。該書雖是文集，但主題集中，均是與反修例事件的新聞傳播問題有關，而且故事性強，有時讀來像是一本非虛構（non-fiction）作品，不失知識性及趣味性。
戰場的比喻
戰地新聞採訪令人想起的是槍林彈雨下的危機四伏。雖然反修例期間香港的採訪環境跟真正的戰場在規模、熾熱程度和風險上難以直接比較，但是當中所牽涉的暴力、風險和不可預測性確有不少，更是港人所未曾有過的經歷，編者以「戰場」來比喻反修例風暴的採訪情景，實不為過。
反修例運動開始時是和平的，記者毋須任何自衛裝備就可進出各種示威抗議場合。隨着警察和示威者所用武力上升，記者的防衛設備也跟着演化提高。到了後來，無論有否防衛設備，記者都無法逃過被「白衣人」追打、被催淚彈襲擊、被水炮車噴射、誤中子彈，或被燃燒彈波及的命運。報道過中大二號橋一役的關子澄事後寫道：「時至今天，每次翻看當日拍攝的短片，聽見自己隔着防毒面罩那急促的呼吸聲，現場的狂嘯聲和槍林彈雨，猶有餘悸。」不過，這些風險困阻好像並沒有嚇怕新聞工作者，書中多處提及記者們勇於出外採訪，連放假者有時也會「請命」參與工作，想得更多是「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自勉詞句。老實說，香港記者或有不足之處，但是他們敬業拼搏的形象，仍然深入民心。
從來龍去脈到大事採訪
書的涵蓋範圍頗廣。它開首所提供的是反修例事件的來龍去脈。資深傳媒人麥燕庭所探討的是風波的「前世、今生、來世」，問及風波是否歷史必然的問題。不少重大事件過後，當影響已成為社會現實，人們往往傾向看到歷史的必然。但是回到事件發展的過程動態中，我們反而更容易察覺到歷史偶然因素的作用。回頭看，如果香港沒有遇上陳同佳這個頗為「奇特」的案子，或是沒有碰到這樣「執迷不悟」的特首，原來區區一件小事何以最終演變為扭轉香港命運的重大事故？箇中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是如何互動的？這些都是引人遐想的問題。
書的一個主要部分是多場重要採訪的紀錄及回想。反修例事件中的重大事故包括多次超大型和平遊行示威、衝擊立法會、黃大仙街坊「保衛戰」、7．21事件、8．31事件、荃灣開槍事件、中大二號橋之戰、圍攻理大等，作者們均有分章談及，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理解事件的發展和傳媒的運作。
例如，「立場新聞」記者陳朗昇報道立法會衝擊時，他觀察到當林卓廷等諸位議員無法勸阻時，衝擊者向毛孟靜哀求讓他們「試下啦」，顯示出他們並不清楚自覺衝入去的目的，只不過是無計可施之際試試「做啲嘢」而已，足見他們的徬徨與衝動。又例如，時任無綫新聞首席記者張家灝懷疑有警察喬裝示威者，除了直接質詢他們是否警察外，還透過查車牌證實他們確實是政府中人，最後才得以成為晚間新聞。如果沒有記者多重求證，警察喬裝的消息能否在保守的無綫新聞播出，不免令人懷疑。
以報道真相為職志
《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的另一個重點是新聞反思。反思的範圍包括直播問題、自我審查問題、傳媒角色問題、倫理兩難問題、中港輿論傳播問題、香港新聞國際化問題等。這些反思都是有根據的，可以說是經驗的沉澱，有其參考價值。
自我審查一向是香港新聞界的一個困擾，隨着社會意見兩極分化和對立衝突加劇，傳媒自我審查、立場歸邊的情况更形嚴重。資深傳媒人夏咏南訪問多位新聞工作者，發覺有些報章一直淡化處理反修例運動的消息，並制定新聞人與事的「黑名單」，表明不能大做黃色經濟圈、不可以批評中國共產黨、避免報道黃之鋒的「眾志」等。除了內容禁忌，用字也有所限制，「和理非」不能在標題出現，不能稱示威者為「市民」、要叫「暴徒」或者「示威者」，不許說港鐵「封站」，只能說「關閉」。以上種種措施使前線記者覺得報社已失去新聞原則，自我審查已不足說明情况，根本就是在「執行」特定「政治任務」。
直播是反修例事件中最引人注意的傳播方式，因為參與直播的傳媒眾多、時間長、空間跨度大、機動，不是電視過往定點定時的直播可以同日而語。直播引伸出來一個大問題是倫理兩難問題，也是傳媒角色的問題。傳媒報道暴力抗爭時，應否隱去示威者的身分，還是應該讓示威者自己背負自我保護的責任？當理大抗爭者徒手游繩逃走時，傳媒應否冒暴露他們行蹤之險而直播？有不少示威者希望傳媒站在他們方面，有節制地報道，不要陷他們於可能被控告的險境。
經過多番掙扎、思量，《蘋果日報》總新聞主任李家聰認為，他們直播的首要目的是呈現真相，為歷史留下紀錄，至於是非得失，則留給社會判定。他知道無法滿足讀者、抗爭者各方的期待，但求報道過程中「不要傷害到人」。「立場新聞」是反修例事件中迅速冒起的網絡傳媒，也是直播新聞的佼佼者。它的總編鍾沛權也認為，他的前線同事的首要身分是「記者、旁觀者、記錄者」，不是抗爭者的「自己人」，也不是「手足」。
綜觀鍾沛權及多位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傳媒角色的總結，他們的觀念頗為相近，就是要成為「真相報道者」、「歷史記錄者」。他們明言他們並不迷信傳媒的中立性，知道新聞難免有其價值取向，也不隱藏自己的價值觀，但不會妥協事實、不會扭曲、不會斷章取義、不會「老屈」建制派。總而言之，他們認定他們的工作是以報道真相為職志的專業。
當談到如何面對後國安法年代新聞自由受到約制的時候，鍾沛權認為紅線確實存在，但做新聞就是「要面對真相，就是要將真相報道、呈現和探討」。具體談及「立場」會否像前身「主場」被「執笠」時，他說當年終結「主場」是遭一個「強力部門」打壓的結果，由於新聞底線上不妥協，所以仍然處於高危，他們唯有堅持做自己的「專業」，行得多遠算多遠。如今香港新聞自由警鐘齊鳴，以上是新聞工作者反修例採訪深刻的體會，又是他們對新聞工作底線的認定，現在聽來使人更覺錚錚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