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柱銘等人因為2019年的「8．18」事件而被控「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刑8至18個月，有些即時入獄，4人緩刑。此案引起社會很大的反彈，只是由於疫情和官方的「限聚令」等因素，才沒有出現大規模行動。
不過，從網絡上的反應可見，這次事件在某程度上將進一步積累民怨，本來已像泄氣皮球的「兩制」，更扁得無法彈起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市民感到官方連和平、溫和、理性、理智、非暴力，甚至過去能與官方良性互動的力量，如今都不能接受，還要大力打壓。那麼，還教人怎樣相信「收緊和控制大局之後就會寬鬆」的言論，以及官方聲稱「只針對一小撮」的語調呢？
這樣的判決令我想起過去不少親身經歷，以及與部分案中人共同經歷的事情。在判決之後，我再接觸不同範疇的人，包括一般市民和個別相對開明的建制派，思前想後，心潮起伏。在此，容我用以下兩詩論政，記述眼前的普遍民情。
其一．《怒》：
柱杖皇庭浩氣長
銘感生死付鴻毛
秀谷轟雷磨睿智
蘭苑愁雨育精英
諾言鼎寄千秋耀
軒窗風延萬代忠
靄雲天地殊超卓
儀鳳穹蒼引路人
楊柳啕哭歌彥俊
森林盡處喚昭仁
其二．《盼》：
永日濃愁夢莊周
康梁新革棄閒庭
之乎者也筆風耀
鋒芒曙露動朝廷
冠絕飛思原瀚浩
聰穎天資化碑銘
耀目光環怡心健
明珠復艷照吾民
跟着，不妨由微知著，從這些案件和某些當事人的經歷，探討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麟半爪，看看中國人（尤其是有公權力的人）能否突破以下的局限？先旨聲明，下列談到的問題不一定適用於所有案中人，但掌權者可以舉一反三，從善治的角度思考問題。
（1）為官者不懂珍惜中間的溫和力量
這是中國由古至今歷代執政者的通病，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政權的穩定。社會上的不同反應，很容易引起官方警惕，認為是「不穩定因素」。所以，「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成了歷代執政者最普遍的着眼點，這也是他們隔代的心靈相通。在他們還可以容忍的時候，也會說「求大同，存小異」；但當他們過度緊張的時候，就會連「小異」也不能接受，跟着就把小異變成大異，沒有心情思考如何尋求「小同」，更不能求大同了。
以李柱銘與內地的互動為例，他最早期的一宗官司，是為左派工人鄭灶林打的。當時鄭被港英政府誣告藏毒，李柱銘蒐集證據，為鄭洗脫罪名。其後，左派和北京對他十分友善。香港回歸進入後過渡期，北京更邀請他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這些跟他的父親李彥和與周恩來曾一起在法國留學無大關係。「六四」後，李柱銘辭退草委職務，但在香港回歸前兩三年曾恢復某程度的接觸。可是，雙方各有立場，李柱銘有所堅持，詳情歷史自有分曉。
至於楊森，卸下民主黨主席之職，已是普通黨員。有人建議可讓他回內地探訪某位名畫家親人，但由於大原則、大方向還未協調，結果連小小的探親建議也沒有再討論了。
（2）前「恩」不記，舊恨永存
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一個特徵，就是因利害和需要而結合，但偶爾合作的成果很快又忘記了，根本不存在什麼「恩義」問題。一旦發生什麼矛盾碰撞，即使事後和平如初，但也不會完全冰釋前嫌；當日後再發生衝突時，那些舊恨又會湧上心頭，影響了眼前的決策。本來可以解決的問題，又製造了新的障礙。
以何俊仁與內地的互動為例，2010年討論2012年的政改方案時，曾在民主黨內和社會的主流共識下，與港府和北京達成公開的默契，通過了當年的方案。民主黨還清晰地表示，這只是過渡性的安排，最終目標仍是在2017年普選。可是，雙方當時的務實處理，後來卻在形勢轉變下被打破，何俊仁今天還成為案中人。
陳健民在當年的政改方案中也花了很多心機，但後來因為參與發起「佔中」而入獄。在在說明，官方對待政治事件，都是「逐單計數」，不存幻想的。
（3）中國政治是要對手「五體入地」
一般而言，令對手五體投地已是很安全的了。但中國的政治文化卻是要對手五體入地，即是要把對手打入地下，永遠不得翻身，所以不能留一點空間。即使未能把對手打入地下，但也要對手絕對馴服，否則「小異」也不能存在。
以何秀蘭為例，香港回歸前有關方面打算創造良好氣氛，曾計劃邀請何秀蘭「到內地走走」。何表示不接受遊山玩水式的安排，但如果有正事要談，例如政制發展、青少年事務等，那就另作別論。結果，有關方面擔心雙方關係未穩，後來更定性為「不能溝通」，「存小異」也成為空話了。
（4）容易擴大化，由「抓典型」變成打擊一大片
以這次案情的「8．18」事件為例，看來官方的目標是槍打出頭鳥，把組織者和有影響力的參與者判罪，殺一儆百。可是，官方忘了，這樣一打，就是同時打了數以十萬計的參與者，效果反而更差。此外，即使沒有那些知名人士出席，市民也會自發參與，因為市民認為他們是被官方的政策逼出來的。這有如楊森所說，官方沒有理會事件的根源，而只着重表面的法律懲處，長此下去絕對解決不了問題。
其實，楊森和吳靄儀在法庭上的陳情書，讓人讀後真認為有點像陳獨秀當年被國民黨控告時的抗辯書，至少在感覺上很相似，也是為良知正義而抗逆的。
（5）為今我所用，不理會自己重蹈覆轍
從歷史的角度看，今天官方的政策其實是重複當年他們被打壓時所遭遇的政策一樣，只是角色調換而已。歸根究柢，這是因為中國還未（或者還不願意）找到合乎現代化社會以至現代文明的制度，才繼續像鴕鳥一般埋首沙堆，不敢面對現實。所以，要解決眼前種種問題，不能只靠傳統的維持穩定的方法，而是要疏導堵塞的地方，才能政通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