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維園流水式集會案上周五判刑，一眾泛民元老遭重判入獄，過去未經批准集結一般只判罰款，如今不但判即時入獄，量刑起點竟然高達18個月！這個完全偏離司法先例的判決，嚴重侵犯了港人和平集會遊行的公民權利，遭到國際社會廣泛譴責，若不予以糾正，只會葬送香港的司法聲譽。
判決侵犯和平集會遊行公民權利
不論是檢控或被告一方，都認同2019年8月18日的集會遊行，是完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沒有被激進勢力騎劫，沒有衍生暴力衝突，這要歸功於組織者和參與者堅持對和平的信念。按照過去多年的司法先例，這種完全和平有秩序的公眾集會遊行，即使得不到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最多也只是罰款或守行為，從來不會判即時監禁。這既是香港一貫的司法傳統，也是西方民主社會看待和平集會的一貫準則，因為從政者都明白，容許公民以和平有秩序的方式宣泄不滿，抗議政府施政不善，對維繫法治與社會秩序至為重要，也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基本要求。
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卻認為，2019年下半年社會氣氛動盪，6月起持續發生暴力衝突，大型示威活動本身就有招致暴力的風險，所以要判處阻嚇式懲罰，這是參考黃之鋒2014年公民廣場案、周庭2019年6月包圍警總案，不涉暴力的非法集結案亦可判處監禁。胡法官這個理由非常牽強，而且邏輯上有謬誤。
偏離司法慣例、量刑準則
首先，公民廣場案是有輕微暴力成分，學生領袖強行闖入已劃為禁區的廣場，與保安員發生肢體碰撞；至於包圍警總案，雖然最後示威者放棄衝入警察總部，但包圍期間確曾認真考慮過衝進去，可以說有即時的、真實的暴力風險，這兩宗案件的本質和8．18維園流水式集會遊行截然不同，不應引用該兩案作重判和平集會的依據。更何况，公民廣場案的控罪是非法集結，控罪性質比8．18的未經批准集結嚴重，以較嚴重控罪的量刑來決定較輕微控罪的罰則，法理上根本講不通。
其次，終審法院在公民廣場案的上訴裁決中明確指出，如果是完全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法院應接納為減輕處罰的理據，這是普通法地區近年的司法慣例。8．18集會遊行的組織者依法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他們多年來有無數次成功主辦和平集會的紀錄，但警方不相信他們有這個能力，最終沒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他們認為《公安條例》這種執行方式，即由警方全權決定是否批准遊行，違反了公民基本權利，所以用流水式集會遊行來抗議，這樣做技術上違反法例，但符合終審法院對公民抗命的定義，為何區域法院不考慮減刑，反而大幅加刑？
偏離2019年香港社會政治現實
其三，在8．18集會和平有序地結束後，特首林鄭月娥曾對遊行和平理性發表正面評價，並借助遊行營造的重拾和平氣氛，推動社區對話，試圖化解民怨。換言之，即使要把8．18集會遊行放在2019年下半年社會衝突動盪的背景下考慮，合理的結論是該次遊行宣泄了大批市民心中的怨氣，為社會締造了難得的降溫機遇，讓政府有空間應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危機。胡法官僅憑想像去放大8．18集會遊行的潛在風險，完全無視遊行人士耐心克制的現實，無視政府領導者曾正面肯定遊行效果並予以利用的現實，這樣罔顧現實的司法裁決，敢問如何服眾？
總結而言，8．18集會案的量刑判決，偏離了香港的司法慣例，偏離了普通法地區對公民抗命活動的量刑準則，偏離了2019年香港的社會政治現實，偏離了國際人權公約對和平集會權利的保障，司法機構若不糾正這嚴重錯誤，香港的司法聲譽將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