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已一年多的今天，不少亞洲國家或地區，如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等地都先後出現疫情式微的樂觀信號。然而，各個國家或者地區在應對疫情政策方面，嚴酷程度卻完全不同。例如，新加坡自2020年下半年初就已經解除了對中國旅客的集中隔離政策，9月起只需居家隔離7天，而11月起入境的旅客拿到在樟宜機場核酸檢測陰性結果之後，則完全不需要隔離。目前的檢測過程十分便利：檢測之後即可乘車離開機場回家，4小時內就會收到檢測結果，只要結果陰性就可以自動解除隔離。而過去近半年的實踐也顯示，新加坡解除了集中隔離限制、採取居家隔離之後，並沒有帶來疫情二次爆發的問題。
中國的防控政策十分嚴酷
然而，相較新加坡，中國大陸的防控政策依舊十分嚴酷。筆者母親2月26日從新加坡入境陝西省西安市，以及熟識的兩人分別入境武漢和長春，這幾個個案為觀察中國疫情防控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先看武漢，武漢是集中隔離14天，隨後居家14天。長春的做法是兩階段集中隔離（14天加7天），隨後7天居家隔離。陝西省的做法是：西安入境後就地集中隔離14天，臨潼某度假村集中隔離7天，再回到戶籍地居家隔離7天。多地隔離不僅繁瑣，更造成巨大經濟負擔。筆者母親入境西安市第一隔離地點是家四星級酒店（桃源酒店），14天費用為6500元人民幣（下同）；臨潼某度假村7天費用2000多元；隔離期間先後核酸檢測4次，每次120元；從隔離酒店回家繳納救護車費用約1100元；且不計算回國前按照中國入境要求做的核酸檢測和血清IgM抗體檢測花去的1000多元，共計造成因疫情隔離導致的花費超過1萬元。相比較之下，陝西省的做法超過了疫情首發省份湖北，也超過了早前經歷新一波小規模爆發的吉林省。
筆者母親以及一起被隔離的旅客們最大的疑問是：出於何種考量，要把這些從新加坡入境的旅客們先後在西安市區以及約40公里以外的臨潼區隔離？為何不是長安區？也不是未央區？
儘管對於政策制定者，確保安全是核心考量，但是否考慮過被隔離者的便利性呢？且不論高昂的經濟成本對被隔離者造成壓力，跨國奔波加上境內的多地轉移和奔波給入境者帶來極度不適，短時間內反覆的病毒檢測，以及相應的心理壓力，對許多老年人是不可承受之重。我母親提到，入境後無論老幼，大小行李均無人接應，即使是到了酒店，他們也被當成「病毒」，沒人幫忙帶行李，進入房間之後像是與外界完全隔絕，每時每刻都覺得難熬，這可能是他們一生中的「至暗時刻」。
從過去一年各個國家的防疫做法來看，中國大陸無疑是最嚴苛的，比如完全封鎖城市、停止交通、民生商業也被關停、居民被外面封門、數百萬人口的城市連夜集中核酸檢測等等。
從目前的強制隔離政策來看，香港亦同樣相當嚴苛，除了對中高風險地區的旅客強制在指定酒店隔離21天之外，對於低風險地區如新加坡和新西蘭，同樣需要指定酒店強制檢疫14天以及自我檢測7天。
而亞洲不少被公認為抗疫效果很好的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台灣、韓國等，過去一年間，民生商業活動並未完全關停，隔離和邊境管控做法也具有彈性。新加坡即使是疫情最嚴峻的時候，超市餐廳持續營業，公共交通開放；對於中國入境旅客，新加坡也採取開放和一事一議的做法。
由消極應對到過度應對 反映治理能力問題
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為什麼中國各地政府都採取了比新加坡等國更加嚴苛的做法？為什麼中國在防控疫情取得全面勝利之後，依舊有如此嚴格的政策？2020年1月以來，中國經歷了早期的消極應對（如隱瞞）、被迫應對（如封城），到疫情後期的過度應對（如檢測和集中隔離）。回顧這個過程，其實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問題。
治理能力不足是集中制／威權式組織的先天缺陷。作為幅員遼闊的大國，中國各地方的疫情發展階段和具體問題不盡相同，然而各地做法卻出奇雷同。其中的邏輯是，應對危機時充滿不確定性，地方領導不敢、不願採取個性化做法，為了盡可能減少被問責的概率，只能完全按照上級命令的做法照本宣科，逐級請示和批示。在疫情後期，採取不考慮社會成本的過度隔離和檢測做法，甚至會採取一些過度控制的做法，也是為了能事後規避被問責風險。在疫情後期、經濟逐步復蘇之際，過度嚴苛、卻缺乏科學和人性化設計的防控政策，勢必會傷害經濟的復蘇和民生。
比如，對於入境集中隔離，真的有必要嗎？其實更合理的做法是居家隔離。比如新加坡實施的「核酸檢測+居家隔離」被證明是有效的。居家隔離能夠極有效減少下飛機後的社交接觸，也能減少個人經濟成本和消除因隔離帶來的心理和精神壓力。有讀者可能擔心居家隔離執行難，但實際上，新加坡採用的手環定位器和手機App能夠確保被隔離者不會離開住所半步。
簡化程序減少成本 對經濟民生至關重要
筆者與其他友人探討陝西省的隔離做法時，友人笑稱，這恐怕是各地的生財之道，狠「宰」入境旅客一筆。當然，我相信，政策初衷應該不是為了宰客，但實際效果卻讓外界疑惑：難道是為了照顧某酒店或者某度假村的生意？為何短時間內要多次重複做核酸檢測？是檢測手段不科學可靠，還是藉機賺錢？其實這樣的做法，不僅傷害民財民心，也嚴重影響跨國貿易和投資。
決策者需要反思的是，這樣簡單粗暴的做法真的有效嗎？民眾尤其是學者們或許要思考，為什麼有些國家面對新冠肺炎，採取靈活和柔性做法，而有些國家卻採取「一刀切」的粗暴做法？以及如何提高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推動政府治理的現代化（以人為本和個性化）？
就隔離政策而言，筆者期待各個國家和地區逐步以居家隔離取代強制集中隔離的做法。簡化隔離程序並減少隔離成本，對於經濟復蘇和民生至關重要，尤其對於經濟外向度很高的中國大陸和香港更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