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泛民」怕什麼？（文：盧文端） (09:00)

泛民人士講愛國真的那麼難？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決定+修法」程序，對香港選舉制度作出系統修改和完善，標誌着香港已經進入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在「愛國者治港」的大背景下，如果還有人想不認自己愛國又能夠參選進入立法會，那就有點異想天開了。本人建議，那些怕被人說愛國的泛民人士，不要「為難」自己去想參選之事了，因為，在新選舉制度下，不愛國的人想參選也沒有用，不可能得到提名「入閘」，更談不上當選做議員。這樣的人，在以後的香港政壇是混不下去的，沒有前途可言。

一直有人問筆者：泛民人士講愛國，真的那麼難？其實也不盡然。在筆者看來，在愛國問題上，泛民陣營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人：

一類以公民黨為代表，本質上就是一種支持「港獨」、對抗憲制的政治力量。公民黨靠反對人大釋法、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起家，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新憲制採取否定態度，在尋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問題上走得最前，在他們的政策宣示文件中，很難找到「愛國」影子。要他們講一聲愛國，差不多等於與虎謀皮，太難了。所以，筆者才得出這樣的結論：公民黨對抗憲制的基因難以改變，其成員很有可能因為自己的公民黨身分，失去參選議會進入建制的機會。

另一類以民主黨為代表，有愛國因子。民主黨當然也存在攬炒激進化的問題，甚至也有對抗憲制的言行，但追根溯源，還是有愛國的因子。民主黨的老一輩成員不僅曾大大聲講自己愛國，而且在黨綱清楚表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明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筆者與老一輩的民主黨人士交往中，也感到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有作為中國人的家國情懷。民主黨的新一代應該感謝他們的前輩留下這些寶貴的政治遺產，為民主黨的生存和新一代的發展保存了空間。事實上，民主黨內部並非一面倒抗拒參選，也有一些成員持務實態度，認為認同「一國」原則、尊重國家主權與憲法秩序，與該黨原初的原則並無衝突，至於跟中央保持理性溝通，也非違背立場。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說泛民裏面也有愛國者，自然包括這類泛民人士。應該說，從這類人士口中講出愛國二字，也並非什麼特別的難事。

「和勇不分」撈選票日子 一去不復返

在新選舉制度之下，參選立法會的人需取得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兩名委員的提名，而每位選委只能提名一人，可見，選委的提名的確比較「矜貴」。選委提名候選人，首重是否愛國。如果有意參選的泛民人士能夠確實表明愛國，泛民人士參選所擔心的最大障礙也就不存在了。至於有關人士自己是否夠班、有沒有實力「入閘」參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再看選票問題。新選舉制度實施之後，香港的選票格局自然會有比較大的變動。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去政治化」、「去極端化」，聚焦經濟民生。過去那種極端政治化的高投票率，不可能再有了。泛民政黨搞所謂「和勇不分」，撈取激進選票的日子，也已成為過去。事實上，在之前的那場「初選大龍鳳」中，民主黨成員即使裝扮成「激進」，也難得到激進選民認同，以致不少有實力的參選者都排到榜尾。民主黨之所以在泛民政黨中最具實力，主要是靠紮實的地區工作來支撐，這才是民主黨選票的根基。民主黨能否得到足夠當選的選票，最終還是要靠自己的實力。

至於「花瓶」問題，眾所周知，泛民在立法會內一直都是少數派，但從來不是所謂「花瓶」。如果有人以為泛民議員只有像過去那樣癱瘓議會運作、搞議會攬炒，才不是「花瓶」，那就大錯特錯了。議員愛國愛港就不會搞議會攬炒，新選舉制度也不允許這樣做。泛民議員可以在議會肆意妄為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

在新選舉制度之下，泛民議員絕非什麼「花瓶」，而可以在以下四方面發揮特有的作用：一是在經濟民生政策方面提出建設性意見；二是在議會中監察政府、質詢官員；三是用議員角色服務地區，為居民解決問題；四是可以講民主，在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的框架下推動實現「雙普選」目標，只是不能將民主與愛國對立起來，更不能將民主作為對抗國家的工具。

「舊泛民」需問自己：怕不怕在政壇消失？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參加選舉的人，都會怕被人說不愛國，唯獨泛民在香港參選怕被人說愛國，這豈非咄咄怪事？

必須強調的是，在新選舉制度下，是否愛國是能否參選的前提條件。「舊泛民」所謂怕被人說愛國，實際上是自外於新選舉制度，給自己參選設置不可踰越的障礙。「舊泛民」如果繼續糾纏於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只會在這個自設的困局中愈陷愈深，難以自拔。

「舊泛民」現在抱怨20個立法會直選議席太少，但如果再這樣折騰下去，到時能否在10個地方選區都拿到足夠提名推出合資格候選人參選，也會成為疑問。反觀「新泛民」，坦然表達愛國態度，可謂是沒有問題一身輕，輕裝上陣，長袖善舞，政治空間自然看高一線。

在此，筆者禁不住要問：「舊泛民」怕這怕那，為何不問一問自己：怕不怕在香港政壇消失？

作者是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