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擬於距離深圳羅湖區僅300米之遙的沙嶺，興建集殯儀館、火葬場、骨灰龕位等一條龍殯葬服務的「超級殯葬城」，預計提供約20萬個骨灰龕位。近日有消息指，政府計劃將議程再次提交立法會審議。事件引起香港及深圳市民的熱議，兩地輿論均批評港府此舉缺乏同理心，盲目將厭惡性設施設置於鄰近深圳市中心的香港邊境位置，未有顧及對岸深圳居民的感受，也反映官員在處理深港兩地融合問題上欠缺前瞻性，缺乏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與深圳的城市發展有機結合的觀念。
沙嶺殯葬城計劃 未顧深圳居民感受
早在2012年，港府首度提出於沙嶺興建殯葬城，由於選址遠離香港市區，居住人口稀少，加上當時大灣區規劃概念尚未形成，因此本地反對聲音只局限於北區鄉郊，未有成為主流意見。港府多年來並未就此向位於深圳河邊界一帶的居民徵詢意見，即使深圳居民表示強烈不滿，甚至深圳市人大代表向市政府提案請求協調，但官方回覆指有關規劃屬特區內部事務，無權干涉工程選址，即使反對也無可奈何。
2019年中央政府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支持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毗鄰的深方科創園區建設，共同打造科技創新合作區，建立有利於科技產業創新的國際化營商環境，實現創新要素便捷有效流動」。沙嶺殯葬城規劃距今相隔約10年，不僅與科創園區規劃無疑顯得格格不入，更與國家發展大局背道而馳。當局理應慎重考慮規劃方向，善用邊境土地發展口岸經濟，而不是盲目地將厭惡性設施設置在港深邊境地區。
如果大家觀察香港及深圳邊境地區，不難發現兩地的反差可謂差天共地：深圳那邊高樓林立，展現出一片繁華景象，至於香港這邊卻一片荒蕪，入夜後幾乎是烏燈黑火。歸根究柢，皆因特區政府的規劃思維落伍，官員的視野仍停留在維港兩岸，對港深邊境土地發展缺乏全面規劃。每當談及邊境口岸，港府思維只停留在兩地人員客貨往來等事宜，對發展口岸經濟卻着墨極少。反觀深圳40年來的建設與口岸發展密不可分：從1980年代羅湖口岸的發展，造就了羅湖、東門一帶的興起；其後2000年代皇崗口岸全日通關、福田口岸啟用，帶動了福田成為深圳核心商貿區；隨着深圳灣口岸2007年啟用後，南山、前海一帶發展成為深圳高科技產業集中地。
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的經濟活動集中在維港兩岸，加上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不少就業機會也集中在這一區域。目前，除了荃灣、葵青之外，新界區新市鎮一直以居住功能為主，不少居民需要跨區工作，不僅增加出行時間及交通成本，而且加劇了鐵路及主要幹道的飽和，影響市民的生活質素。全世界不少大都會為了緩解「城市病」，均積極開拓「副中心」，如果香港借鑑有關經驗，採用「產住結合」發展模式，將港深邊境地區拓展成為香港的「副中心」，增加新界地區的就業機會，此舉有助香港的城市功能佈局更加均衡。
邊境地區規劃 應評估對大灣區影響
孟子有云：「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沙嶺殯葬城規劃本來解決香港骨灰龕供不應求問題，卻無視對岸深圳居民的權益，是「以鄰為壑」的又一極致演繹。這種只圖自己一方利益，把困難或禍害轉嫁給別人的做法，在大力提倡區域融合的今天，尤其應該摒棄。隨着未來港深兩地融合政策逐步落實，特區政府應當深切反思如何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摒棄過往的區隔思維，在制訂邊境地區的規劃政策時，應建立對大灣區影響的評估機制，並加強兩地政府的協調，以保障兩地居民的利益，從而減少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