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選舉制度改革雖然對把關「前門」、嚴控「中門」、守住「後門」起到重要作用，有利於修補現行政制漏洞，但當局必須意識到香港社會仍然面臨長期激烈且複雜的鬥爭，無論是以「爭奪管治權」為核心的政治矛盾，還是以「中產階級激進化」為主的社會民生矛盾，抑或是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對立衝突的兩地矛盾，三大矛盾仍然交織影響，危害香港。但歸根結柢，唯有先解決政治矛盾，才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選舉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改革後仍有一系列重要問題亟待中央及特區政府解決。
須旗幟鮮明反對「資本家治港」
改革選舉制度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資本家治港」，逐步改變過往以向資本家為主的工商界求票、固票、索票，過於依賴工商界別政治支持的傳統管治路線。香港工商界作為回歸的既得利益者，多年來中央在未有解決「傳統反對派」的情况下，只能不斷地向該界別增加政治特權，卻未有注重節制資本家這股強大力量，反過來以資本家為主的工商界別，可以在涉及經濟民生政策甚至重大政治問題時，對中央及特區政府政治綁架，以維護自身利益，無論是在土地房屋政策、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等方面，甚至是在《逃犯條例》修訂的過程中，均可看到上述現象，而這也是資本及資本家之根本屬性的瘋狂逐利。
港英時期「官商共治」的結構並未在回歸後得到徹底清除。毫無疑問，香港回歸多年，以資本家為主的工商界上層精英，得到數之不盡的政治經濟利益，但不斷失去民心的卻是中央及特區政府。過於依賴工商界的政治支持及傾向於維護商界利益的傳統管治路線，是造成港人對中央及特區政府愈加不滿困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總體上香港工商界是「愛國者治港」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絕不是中央在重大政治矛盾時可以高度信賴及堅定依靠的政治力量。在香港長期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如今選舉制度改革的局面可能亦不是某些人真心支持的，畢竟只有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繼續與中央博弈，才能綁架特區政府繼續為其政治特權服務。但是中央在解決掉以激進勢力為主的政治反對派後，下一步務必要想辦法解決以資本家為主的經濟民生上的反對派。
須在「雙普選」問題畫句號
改革選舉制度後，必須在「雙普選」的問題畫上一個句號。《基本法》對「雙普選」制定了最終目標，但未就此目標白紙黑字地設定具體的執行計劃及預期完成時間，因此，以拖延手法處理該問題的結果便是，回歸以來有關「雙普選」議題的政治矛盾愈演愈烈，而反對派又利用此議題在香港社會強烈民意的挾持下，將主要社會輿論及政治精力，完全引導至以圍繞「雙普選」爭執為焦點的政治鬥爭，從而無可避免地將港人對現行政制不滿的矛頭指向中央，削弱中央管治權威。
但是，「雙普選」這個政制爭議是繞不過去，也是拖不過去的。在選舉制度改革後，中央必須下最大的決心與誠意去解決這一問題，畢竟「雙普選」是基本法中最為關鍵、也是最有討論空間與斟酌餘地的議題。長期不解決這個政治矛盾，只會令香港不停地陷入消耗戰、持久戰的輿論鬥爭與政治鬥爭中，要價只會愈來愈高，付出的代價也愈來愈大，既拖垮香港，也令中央愈加被動。但是在落實「雙普選」過程中，一定要兼顧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尤其是中產與基層的民主權利，只有確保均衡參與、確保政治權利平等，才是避免產生相關重大爭議的重要原則之一。
避免政治「過左」、經濟民生「過右」
儘管中央此次出手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被一些人批評為「香港民主的倒退」，但是筆者卻認為這是一種表退裏進的本質轉變，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因為以香港現行的政制，是永遠無法解決當前的政治困局，正如划槳一般，唯有槳向後用力，船方能向前進。但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適度避免政治「過左」、經濟民生「過右」的局面產生，恰恰是問題的核心，畢竟哪一個方向把控不好，最終都會造成人心背向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