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以《國安法》拘控47位民主派人士至今，香港大眾和國際社會仍然密切關注還押人士的日常生活、身心健康以至閱讀習慣，相信不是出於好奇，而是對他們的遭遇和命運，有一份深厚的連結。
綜觀歷史，民眾和抗爭者、政治犯的凝聚力（solidarity），往往是保持民主運動底氣不可或缺的一環。最近不少輿論嘗試比較今日香港和1970、1980年代台灣「美麗島事件」、「美麗島大審判」的經歷。誠然，兩地時空不同，處理各異，當然難以直接比較；但鑑往知來，總能夠為民主運動在艱難的處境下提供養分。
朋友們最近推介由台灣學者吳乃德撰寫的《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是了解台灣美麗島事件始末不可多得之作。美麗島事件的背景，是處於戒嚴時代的台灣，國民黨政權雖然容許局部的地方選舉，但思想審查、出版審查、抓捕、秘密審訊和處刑異見人士的恐怖管治早已持續了30多年；國民黨也常作選舉舞弊以保住議席。1979年，台灣民運人士獲官方准許發刊《美麗島》雜誌，受到民眾熱烈歡迎；民運人士在台灣各地經營雜誌社分處，整合全台的民主運動力量，成為政權的眼中釘。同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原定響應國際人權日舉辦「人權之夜」戶外集會，卻一直未獲官方批准；同時，雜誌社又接報有分社職員遭警察毒打，氣氛非常緊張。本來美麗島人士已和警方達成協議取消遊行，但最終人潮湧到高雄，民眾和美麗島成員開始遊行集會，演變成群眾和鎮暴（防暴）部隊、警察及憲兵的衝突；之後，沒有參與武力反抗的民運人士相繼被捕，共152人，當中被收押的61人，33人交由普通法院審理，8人在軍事法庭被起訴。
美麗島大審判——由法理抗辯蛻變成政治抗辯
經過連串的酷刑和刑求（強迫認罪），在軍事法庭受審的8位民運人士被起訴觸犯包括「非法顛覆政府」的罪行。這場軍事審判，可謂美麗島事件的高峰：它成為了民運人士政治抗辯的戰場，藉法庭的審訊過程闡述其民主運動的理想及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值得留意的是，國民黨過去數十年針對異見者的審訊，往往透過軍事法庭秘密審訊完成，但美麗島大審判反而是一場公開審訊，媒體也沒有受到政權阻止報道審訊過程。吳乃德認為，有可能是基於這場大案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台灣境內亦激發跨黨派的同情，成為國民黨難以單純秘密審訊政治犯的壓力；當時國民黨領導蔣經國也誤判輿情，尤其是曾見證蘇聯審訊騷的他，可能認為這場案件的結果會是被告認罪求饒，加上他的情報單位曾提出一份報告，指「全國民心均支持政府嚴懲不法」，也許因此就成就了一場變相全民政治教育的公開審訊。
美麗島大審判由一般的法理抗辯蛻變成政治抗辯，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原因是被告們在審訊期間逐漸意識到法庭是另一個民主運動的戰場。吳乃德比較美麗島事件、印度獨立運動和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司法抗辯，認為台灣民運人士和後兩者不同，在審訊之初仍然不了解法庭是政治抗爭的場所。相反，南非的曼德拉面對白人政權以叛國罪起訴時，他透過在法庭陳述政治參與的歷史和政治理想，扭轉政權強調黑人以武抗暴的議程，讓國內外人民聚焦在種族隔離的道德之惡。同樣，印度聖雄甘地面對審訊，把握機會申述其不合作運動的好處，並否定審判和法庭的正當性，甚至叫法官面對邪惡的法律應辭職。不過，吳乃德並非借他山之石來批評台灣民運人士，而是表達理解。始終台灣多年來的政治審訊皆秘密進行，無法深入民心；被告們也在還押期間多次受到精神和肉體虐待，故初期難以投入一個「毫不熟悉的戰場」是情有可原。
那麼，被告開始政治抗辯的轉捩點在哪呢？吳乃德指出，關鍵可能在其中一名被告姚嘉文身上。姚嘉文憶述最初出庭時心灰意冷，但妻子與他會面時就提醒，他們庭上表現「既無爭辯，也缺乏鬥志，不像政治人物，外面非常失望」；後來在審訊期間，一位青年與姚嘉文同囚，姚氏從他口中得知庭外大眾非常關注這場大審，期待他們出庭「好好表現，精彩演出」；姚氏每日出庭前，那位青年都會鼓勵他好好辯論。這些「庭外囚內」的打氣，令姚嘉文士氣一振，決定在法庭要反擊國民黨的文宣、傳遞美麗島雜誌的政治主張，鞏固民主運動的士氣。姚氏但開風氣，其他被告陸續政治抗辯，雖無直接痛擊軍事法庭的正當性，但吳乃德認為，被告勇於講述其政治主張，已「間接否定審判的正當性」。最終，政權控制的法庭仍然判處8位被告長期甚至無期監禁，但也等於宣告法庭的正當性已「壽終正寢」。這場大審判，激發台灣和國際社會廣泛同情、支持被告和民主運動，為台灣1980年代末開始民主轉型帶來關鍵影響。
不能忽略公開審訊和傳媒報道
美麗島大審判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極度不公義的政治審訊，被告要以政治抗辯為反抗的話，就要有持久的勇氣和底氣。一眾被告的個人質素固然重要，但他們更需要法庭以外的民眾持續「加持」。畢竟，這場審判不是法律技術之爭，而是支持民主運動的台灣人與被告共同抵抗國民黨政權。姚嘉文等人的勇氣，既來自他們堅定爭取的意志和家人的鼓勵；平民百姓的支持，甚至私下扶持被告的家人，更加凝聚抗辯者的底氣。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公開審訊和傳媒報道兩個重要的環境因素，才令「底氣不滅，勇氣依然」。
終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最近向傳媒表示，新聞自由不止是法治的捍衛者，更是法治的一部分。的確，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如實報道、公開審訊等做法，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常識，但在新時代的香港，這些習慣已非必然。曼德拉、甘地、美麗島人士曾面對的公開審訊，審判的總不會是法庭的被告；它審判的還有被告象徵的抗爭運動、檢控官、法官和不公義的政權。不過，如果他們的審判變成秘密審訊，結果是否對政權更加有利？歷史沒有如果，但從常理推斷，結果可能會更加弔詭；因為在公眾眼中，被審訊的不再包括抗爭者，而是選擇配合政權開展秘密審訊的檢控和司法人員；即使人民無法接收有關審判的資訊，但總能心領神會：秘密審訊只是政權恐懼異見者和人民的表現。
延伸閱讀：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台灣：春山出版，2020年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法學院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