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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回歸」(文:陳家洛) (09:00)

47人因組織或參與民主派於2020年7月舉行的初選,涉嫌觸犯《國家安全法》被起訴。筆者曾為初選進行實地觀察、研究和撰寫報告,見證有60多萬市民積極參與了一次民主運動內遴選參選人的新嘗試。爭取民主的香港市民一向重視透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彰顯民意,選舉權(包括參選、被選和投票的安排)必須得到保障和尊重。

香港的出路,在於真正的民主發展和管治改革,在1980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上,沒有民主化的「一國兩制」沒有足夠說服力,可是政權偏偏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一直以來在思想上滯後、在決策上阻撓。事實上,自2016年起,民主派人士的參選空間不斷地收窄,現在用上國家安全法的權力對付民主派的組織,清算幾個世代不同黨派的代表人物和協調人士,指控他們涉嫌「違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向籌備公民投票活動的人冠上「顛覆」的罪名,未審先囚,對「不聽話」的人採取報復式的政治鬥爭和秋後算帳,做法跟不民主的政府打壓異己的手段大同小異。

國家安全法象徵着「民主回歸」之路已盡,而所謂「二次回歸」則是透過反民主、反國際、選擇性失憶和以法律包裝鬥爭等手段進行。

反民主

近日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北京謀求直接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執筆之時,即使未有正式公布細節,我們都見到政權把精力放在剷除、追殺不同政見人士的同時,又藉着「國家安全」之名製造定義含糊不清的「負面清單」去取消參選人和已經當選者的資格,加強對選舉結果的操控。

根據選舉觀察計劃和民意研究計劃於2月26日公布的「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民調結果,問及若今年9月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這次選舉有多公平,結果57%人認為選舉將是不公平;87%的民主派支持者、39%的非民主派支持者均認為選舉將是不公平的,連串的舉動已經破壞了選舉的公平性和選舉結果在市民眼中的公信力。調查結果又顯示,有多達逾六成人認為,國家安全法生效後本港新聞自由變差,覺得變好的僅稍多於一成。按受訪者政治理念劃分,民主派支持者中,有逾九成人覺得變差;非民主派支持者中,也有43%人覺得變差,大幅多於覺得變好的16%(註1)。

反國際

才不過兩年前,林鄭月娥萬分雀躍不已的感謝美國傳統基金會,將香港連續25年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自己甚至親自會見基金會創辦人,政府新聞處圖文並茂的大力宣傳(註2)。才不過是兩年,今年香港和澳門首次被剔出傳統基金會的評級,原因是近年政策和施政明顯受北京控制。沒有了這些國際因素來成就香港,一些國產評級,早就將香港放在深圳、上海之後。換言之,國際社會在更新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及評估,而結論是這個城市的自治空間被急速地壓縮。

在今天沒有最「忠誠」只有更「忠誠」的氣氛中,當權者應該一點都不介意香港就這樣的「去國際化」,他們甚至會歡迎國際社會乾脆把香港當作一個普通的大陸化城市,融入了大灣區之後,就會少了一些「粗暴干預」或者「說三道四」的舉動。

諷刺的是,北京在香港所做的,在國際間已被確認為一個「模式」,一個中共政權對其他被針對的自由民主的社會的威脅和滲透的「模式」,其後果很可能是令各國加倍警惕中國的崛起,甚至令圍堵的措施更易獲得支持。

選擇性集體失憶

此刻有學者朋友回想過去,根據1993年3月1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時任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在記者招待會指出,「至於第三屆以後立法機關怎麼組成,將來完全由香港自己決定,只要有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指出政權「言而無信,歷史會記住的」。

歷史十分重要,京官說過的那些尊重香港人民主訴求的話,肯定有助於香港人不至被集體失憶,辨識到底是誰一直言而無信,又是誰在選擇性的失憶遺忘,今天強調「忠誠」,把「民主回歸」扔掉。

「新時代」的港澳辦主任是夏寶龍,有分析認為他曾任習近平副手4年,多年緊密合作,即使他從來沒有涉足香港事務,卻可以準確掌握和貫徹執行「二次回歸」的決定。如果有人還以為只是香港的民主派被清算,或者只是選舉制度被倒退到欽點議員的舊世界,接下來北京會適可而止,就要回顧夏寶龍主政浙江期間,在2013年推動「三改一拆」政策,即所謂重整舊住宅區、舊廠區、城中村改造和拆除違法建築,其間拆毁逾2000間基督教堂的十字架,以至整座建築物,引發多場流血衝突。一場針對香港文化和核心價值的鬥爭,已經在教育、傳媒、宗教、法律、醫護、公務員系統等範疇界別同步發生了。政權眼中的「敵人」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如有必要,多製作「一小撮」出來進行鬥爭來達到震懾效果也是合算的。

法律作為政治鬥爭工具

2014年習近平於中央政法工作會議的講話:「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志,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

在「二次回歸」長驅直進時,香港面臨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人身安全飽受威脅的場景,而且一切將會按照黨的意志來「依法辦事」。這當然將會包括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和立法會議席的相關立法程序。這些量變帶來的質變,不是民主化,而是去民主化和去自由化。而要在選舉制度動一個又一個的大大小小的法律手術確保「忠誠」,更促使我們反思,甚至不禁懷疑,由第一任行政長官至今,哪個特首不是獲得中央「高度信任」、表現獲「高度肯定」。自問「忠誠」的一眾現正急於進行內部「誰比誰更忠誠」的競賽。事實證明,他們是一個又一個向政權絕對忠誠,卻不受香港歡迎的特首和管治集團成員。

註1:bit.ly/3sVQOhZ

註2:bit.ly/38hYQtJ

延伸閱讀:

Michael C. Davis, Making Hong Kong China: The Rollback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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