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檢控47名去年7月組織或參與泛民初選人士，指他們相互承諾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後，將集體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政府運作，迫使特首辭職，違反了《國安法》第22條（3）的規定，屬「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審訊階段，筆者不便評論具體案情，但因事件舉世矚目，且對公眾利益影響深遠，須就相關國安法條文作法理上的探討分析，重點在於22條內「非法」與「依法」這兩個關鍵詞。
不是「非法手段」、不涉武力威脅 就不構成犯罪
國安法22條第一個關鍵詞出現的地方，是「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這一句的重要性在於，控告顛覆政權罪，須證明被告人「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來達至嚴重干擾、阻撓、破壞政權機關運作，假如用的手段不是「非法手段」，也不涉及武力或武力威脅，就不構成犯罪。舉例來說，如果一批立法會議員計劃按照《議事規則》提出大量問題或程序動議，以達至「拉布」的效果，雖然這樣做會干擾、阻撓議案或法案通過，但因為行為合法，就不構成顛覆政權罪，政府可以促請主持會議的議員「剪布」，卻不能隨便指摘策劃拉布的議員串謀顛覆。
若依法履行職能 阻撓另一機關也不構成顛覆
國安法22條第二個關鍵詞出現的地方，是「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這一句的重要性在於，控告顛覆政權罪，須證明被告人干擾阻撓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如果被指控一方擬採取的行為，只是某個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表現，就算因此阻撓了另一個政權機關的運作，也不構成顛覆。舉例來說，各區的政務專員認為泛民主導的區議會多管閒事，經常拒絕出席會議，這些杯葛行為客觀上干擾了、阻撓了區議會依法履行職能，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政務專員干犯了顛覆政權罪，只會說這是兩個機構之間的矛盾，因為雙方只是各自按己方對憲制與章程的理解來運作，並沒有干擾、阻撓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犯罪意圖。
同樣道理，當司法機構根據其對法律的理解，在一宗司法覆核訴訟裏判政府敗訴，客觀上也可能起到「嚴重干擾、阻撓」特區政權機關運作的效果，就算主審法官對法律的理解不幸錯了，政府上訴得直，我們也不會倒過來指摘法官企圖顛覆國家政權，因為法官只是按其對法律的真誠理解，來依法履行司法機構的職能。退一萬步來說，如果那位法官對政府律師的陳辭「不論內容或利弊」都拒絕接納，其決定癱瘓了某項政策的運作，公眾可以質疑法官瀆職，要求首席法官依法啟動問責程序，卻不會認為該法官干犯了顛覆政權罪，也不會質疑他與入禀一方律師串謀顛覆，蓄意癱瘓政策運作。
政府檢控反映的 看來主要是內地的理解
以上說的，其實是普通法制度裏的基本常識，檢控一個人犯罪，當然要證明被告人採用了「非法」手段，假如被告人是「依法」履行職能，就不可能構成犯罪。「非法」和「依法」這兩個詞，國安法第22條都有，問題在於中央某些官員對這兩個詞的理解，與香港普通法制度的一貫理解明顯不同，而國安法是人大制定後在香港頒布實施的，政府的檢控決定所反映的，看來主要是內地的理解，這就解釋了為何國際社會對今次大舉檢控有強烈反應。當普通法制度下「合法」的行為、「依法」的履行職能，在國安法實踐中，竟然變成「非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國際社會還能對香港的法治制度保持信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