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行以「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為題的研討會。研討會上，港澳工作小組副組長、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講話，全文已於日前見報，社會上的解讀和討論甚多。本人當天亦應邀就「如何修改香港選舉制度——防範激進勢力進入治理架構」發言，解釋了個人認為當下香港必須修改選舉制度的原因，以及改革方向建議。全文稍後將會在研究會全文刊登，在此不再重複闡述。
本文想集中對過去一周多，社會對中央政府有意推動選舉改革的擔心及質疑，分享一下個人的看法。
替代了泛民主派做「早該做的事」
第一，研討會的主旨發言後，不少泛民主派參政者立即對「愛國者治港」的標準提出各類質疑，其中不少將焦點指向了兩點：首先，對「愛國者治港」中要求維護國家及香港利益、尊重及不損害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等的內容，擔心是否從此不能提出異議和批評。其次，「支聯會」常委能否參選的問題。
相信上述兩個問題是不少港人所關心及擔憂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夏主任「講話」中多次強調「愛國者治港」是老調重彈，並不是新要求。根據多位港澳事務主要官員的說明，當中也提及，中央對參政者與對香港社會大眾的要求，截然不同，對進入治理架構的參政者有較高的要求及準則。最起碼我們可以清楚的是，今天的制度改革，或早前一系列的選舉資格審查手段，針對的更多是意圖宣揚獨立、或是意圖顛覆整個制度的參政者。如果硬要把「講話」的內容詮釋成不允許批評政府，並不準確，也不排除裝作聽不懂。
不論是講話內容，以及不少學者解讀也強調「老調重彈」。我們值得後退一步，重新審視泛民主派人士與中央政府從回歸前至今的互動，一直與中央存在的默契，是來自多年來各持的政治底線；接受香港制度上存在政治反對派，也接受民間各種政治活動；以及在過去多屆特首連任問題上，也不乏垂詢香港本地泛民主派人士意見。多年來，泛民主派對政府及國家的批評不絕於耳，國家一直的政治底線僅是「反對外國勢力干預」及「不可顛覆國家政權」。
然而，這個默契逐步因着種種原因被打破；「政制改革」也停滯不前。近年泛民主派中的政團及政黨逐步失去領導社會政治光譜一端的能力。一方面由於泛民主派的缺少政治論述，欠缺內部改革動力；一方面也受限於選舉制度「大選區比例代表制」的影響，都導致泛民主派勢力萎縮。本土激進勢力騎劫了多場政治運動，對泛民主派也窮追猛打。筆者看來的是，泛民主派人士不會對激進本土的行徑全盤接受、照單全收，但也缺少政治承擔，願意與激進或煽動港獨勢力分庭抗禮。今天在筆者看來，不論最終選舉制度改革方案如何，改革的方向大概是為防範激進勢力進入治理體系提供了制度保障，變相為多年來缺少勇氣的泛民主派，提出了「早該提出的事」。
選舉改革只求政治安全系數？
第二，社會上也有不少人認為是次選舉改革只為提高「安全系數」；就連不少建制派人士皆沿此思路，希望「貼中」改革內容。因此不少建議提出將直選議席劃分「18區」，或功能組別中引入「委任議席」之類做法。
筆者認為不宜表面地理解是次選舉制度改革，純粹追求「安全系數」；或低估了中央政府對是次改革的前瞻性；打破「建制—泛民」長期的政治僵局才是重要部分。如何讓議會回到務實、議會有自我更新能力、對政府管治方向有自我糾錯能力，才是首要考慮。眾所周知，若單純追求安全系數，有更有效、更一步到位、更安全的做法。
相反，明確「愛國者治港」標準是參政者的最低要求的同時，中央主動承擔政制改革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未來的政府、議會及「地區性參政黨」，應該把問題集中在處理香港深層次矛盾問題提出洞見。選舉之爭理應是一場管治理念之爭，政治反對派只會仍然存在；完善選舉制度為的是改變當前香港的政經格局，讓選舉主要裂隙（Political Cleavage）焦點落在經濟民生等發展及社會福利議題之上。筆者先在此埋下伏筆：即使選舉改革方案，表面上是所謂「建制陣營」佔有絕對的三分之二優勢；但也絕不宜簡化看成鐵板一塊；相反的是，筆者認為其中部分議席若然有效傳遞國家意志、超脫香港本地既得利益勢力，這能夠對未來香港政治競爭過程中，不論哪個政治陣營尋求執政或管治過程中，形成不可迴避的重要關鍵中間力量。
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為綱的國家執政黨，對當下香港新自由主義下主導的「一國兩制」管治問題早有感悟，青年發展及社會分配不平均等問題更是休戚與共；對於香港缺乏有識見的管治人才，社會精英樂於成為既得利益者、缺乏承擔的狀况，更是看在眼內。但無奈的是，過去多次的政制改革，始終未能成事。制度落後於形勢；每次政改討論最終都演變成社會事件，或有種種藉口否決制度向前，其中是非因由，相信北京方面了然於胸。
世上沒有制度是完美的，也沒有制度可以不變的道理。中央當下主動根據《憲法》履行監督香港政治制度運作的責任，微調本港選舉制度，旨在改變政治格局，緩解社會撕裂，改變民心、改變未來。
作者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